高校分類改革如何“量體裁衣”——關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教育熱點①

　　編者按 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建設國家交叉學科中心、推進教育資源布局結構調整……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教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擘畫新時代教育高質量發展藍圖。為此，本報推出關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教育熱點系列報道，深入解讀政策要點，剖析教育未來發展趨勢。

　　◎實習記者 曾 敏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將“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列為重點任務。這為高等教育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如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深入推進，對高等教育結構優化調整與高質量發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已成為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實現內涵式發展的必然選擇。早在202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就提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按照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基本辦學定位，區分綜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確各類高校發展定位。2026年1月舉行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強調，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引導不同類型高校科學定位、特色發展。

　　分類改革為何被提升至如此重要位置？如何推動分類改革從理論走向實踐？帶著這些問題，科技日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

　　從“分層”向“分類”轉變

　　“過去幾十年，我國高等教育走的是‘分層發展’的路子。從重點大學到一般本科，從博士點數量到學科評估等級，高校被有意無意地分成了三六九等。”華南師范大學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發展高等研究院院長盧曉中表示，在這種邏輯下，幾乎所有學校都想往“研究型”這個塔尖擠，似乎只有戴上“研究型”的帽子，才能爭取到更多的資源和更高的社會聲望。其結果便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大家朝著同一個目標狂奔，最終造就了“千校一面”的局面。

　　但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和教育的需求是多元的。同濟大學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張端鴻表示：“分層發展解決的是‘高峰不足’的問題，而分類發展應對的是‘結構失衡’的挑戰。”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60%，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早已不是單一維度——既需要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也需要能把技術轉化為產品的工程師，還需要支撐現代產業的高技能人才。

　　盧曉中進一步指出，這種多元化需求正是分類改革的深層動因。“過去大學在象牙塔里，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不大。但進入知識經濟尤其是人工智能時代，大學日益走向社會的中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科技創新的依賴越來越強，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就是科技創新，而大學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認為，科技創新的鏈條很長，從基礎研究到應用轉化再到產業落地，每個環節都需要不同類型的高校來支撐。

　　更重要的是，分類改革也關乎個體的成長。盧曉中說：“有些人適合做科學家，有些人適合做工程師，有些人則適合做技能型人才。適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它能讓每個人的稟賦和潛力發揮到極致。”從這個意義上說，分類歸根結底是為了每一名學生的成長。

　　改革路上面臨“三道坎”

　　方向明確后，落地仍非易事。從理論設計到實踐探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校分類體系，仍面臨諸多深層次問題。

　　首先是政策本身需要進一步細化。“研究型、應用型和技能型的劃分看似清晰，但在實際操作中，很多高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盧曉中說。

　　張端鴻建議，應在研究型、應用型和技能型三種主要類型之下，進一步細分亞類。比如應用型高校，可以按產業指向分為先進制造類、數字技術類等，也可以按空間功能分為區域支撐型、行業基地型等，還可以按學科結構分為工程技術主導型、醫衛健康主導型等。“只有這樣，每一所高校才能在分類體系中找到清晰的坐標，而不是被簡單裝進一個大筐里。”張端鴻說。

　　資源配置的邏輯是改革的關鍵。如果評價體系強調分類，但資源仍然按照傳統層級邏輯配置，分類就容易流于形式。“長期以來，我國高校的資源分配與學位點設置等因素深度綁定。”張端鴻指出，在這種機制下，高校自然會把主要精力放在爭取更多學位點上，而不是在既有定位上深耕特色。

　　張端鴻認為，資源配置需要逐步從“層級導向”轉向“功能導向”。他舉例說，研究型大學承擔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任務，需要較高的科研投入；應用型高校致力于技術轉化，需要穩定的產業合作平臺和實踐教學條件；技能型院校側重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需要先進實訓設備和企業深度參與的育人機制。不同類型的學校，應該有不同的經費支持結構，而不是都擠在同一條跑道上爭資源。

　　教師隊伍的轉型，則是改革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應用型高校需要既懂理論又能實踐的‘雙師型’教師。但現實是，教師一方面要服務產業、加強實踐教學，另一方面又必須投入大量精力滿足學術評價要求，結果往往兩頭承壓。”張端鴻建議，高校內部應建立“多軌發展路徑”，為不同類型的教師設置不同的職業發展通道。不同類型的教師在評價指標和晉升標準上應有所區別，但在職業尊重和待遇保障上保持基本平衡。

　　用好分類評價指揮棒

　　分類發展，必須有分類評價相配套。如果評價還是“一把尺子量所有學校”，分類改革最終只會流于形式。

　　張端鴻用三個詞概括不同類型高校的核心評價邏輯：“研究型高校重點看‘原創’，即能不能做出原始創新；應用型高校重點看‘轉化’，即能不能把技術變成現實生產力；技能型高校重點看‘勝任’，即能不能培養出真正適應崗位需求的人才。”在他看來，指標不需要太復雜，關鍵是抓住本質。例如，研究型高校不能只看發了多少論文，更要看培養了什么人；應用型高校則要看成果是否真正落地、解決了企業發展中的實際問題。

　　盧曉中認為，衡量應用型高校的辦學成效，關鍵要看其能否把應用理念轉化為實際成果。“比如在產教融合方面，學校能否把教學、科研和技術服務嵌入企業與行業的發展中；在區域貢獻度方面，學校是否在地方產業升級、公共服務改善中發揮實際作用。這些指標遠比論文數量更重要。”盧曉中說。

　　張端鴻指出，許多家庭仍把孩子上研究型大學視為唯一出路，這種傳統觀念使應用型高校難以獲得與其功能相匹配的社會認可。盧曉中觀察到，如今，許多技能型高校的招生分數線和畢業生就業質量正在逐步提高。當技能型高校培養的學生能在產業中發揮實實在在的作用，能得到體面的收入和發展空間，社會認可度自然會慢慢提升。

　　地方高校是分類發展的主戰場。目前，地方高校在全國普通高校中占比超過95%，是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軍。張端鴻認為，地方政府和高校應形成一種相互支撐的治理結構。他建議，地方政府可承擔“平臺搭建者”的角色，一方面通過分析本地區的優勢產業和公共服務需求，引導高校在相關領域形成穩定的人才培養能力；另一方面，在專業設置、人才引進等方面給予地方高校更大的自主權。

　　高校分類改革，正在推動我國高等教育從“單一賽道”向“多元賽道”轉變。在盧曉中看來，只有當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高校都能找準自身定位、各展所長，我國的高等教育才能真正形成多元、開放、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變革的意義，不僅在于優化高等教育結構，更在于讓每一所高校都能在服務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中辦出特色、辦出水平。這不僅是教育強國建設的需要，也是每一名學生、每一個家庭對教育的美好期待。

　　來源：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