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此文版權屬《國際先驅導報》，任何媒體若需轉載，務必經該報許可。)

　　北京市新版語文教科書“金庸取代魯迅”引發的爭論，余震尚存，其背后蘊藏的特殊原因，折射出大陸教科書改革的曲折之路；而看看香港和臺灣的語文教科書，又何嘗不是反映著各自的時代烙印

　　追尋“金庸與魯迅之爭”真相

　　新版教科書的主編顧德希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所謂的“金庸與魯迅之爭”根本就不存在

　　北京一個普通居民區的茶樓里，一個67歲的老人，點燃起一支煙，間或喝上幾口茶水，他面前擺放著幾本語文課本。

　【褪欽餳副頸本┦惺雜玫男擄嬗鏤慕炭剖椋⒘恕敖鷯菇媛逞浮鋇惱欏６褪欽馓子鏤慕炭剖櫚鬧鞅唷說孿！?lt;/p>

　　他拿出一本教師參考書，翻開一頁，指著其中的一行字“推薦篇目：金庸《雪山飛狐》(節選第四節、第五節)”說：“記者比較關注這個，我就翻出來具體的位置。”書里夾著一張寫有“雪山在此”的紙條。原來，爭議發生以來，他一直接到記者關于《雪山飛狐》的詢問。

　　“金庸代替魯迅”是個假命題

　　“北京9區縣的高中語文課本大換血，新的當代作品大量入選，而不少傳統經典篇目則淡出了視野。其中，金庸的武俠小說《雪山飛狐》替換下魯迅的《阿Q正傳》最為引人注目。”今年8月，多家媒體的報道，讓人們將注意力從新版教科書本身，轉向了“金庸是否要替代魯迅”的爭論。人們不再理會書上是否真的存在《雪山飛狐》，網絡上《“金庸取代魯迅”有點可怕》、《可怕的是“粉絲”編委會》之類的文章，引發激辯。

　　9月12日，新版教科書的主編顧德希向《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展示了這套語文教材。

　　經記者查證，魯迅的《祝福》、《范愛農》、《自嘲》都是作為精讀課文選入教材的必修課本的，而《雪山飛狐》則出現在教師參考書中的推薦篇目中，具體文字僅“金庸《雪山飛狐》(節選第四節、第五節)”一行。而此篇文章，則出現在與這套書配備的光盤資源庫中。

　　“我認為金庸的文字駕馭能力很強，在中國作家中，都算得上一流。”顧德希解釋說：“但讀武俠與提高寫作并無直接聯系，而且我不提倡學生讀武俠小說，主要是太耽誤時間，一旦拿起來，就很難放下。”

　　媒體炒作教科書話題

　　記者發現，當代作家也有不少進入了這套教科書。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鐵凝的《哦，香雪》、賈平凹的《秦腔》、阿城的《棋王》都榜上有名。編委之一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孔慶東強調，這次教科書的編寫，反映了時代的變化。

　　至于《六國論》、《過秦論》等古文，則放入了課后的文學積累模塊。古文學習一直側重于語法學習，顧德希則認為，“不要把文言文當成古漢語來學，把文言文也當成現代文來學。”

　　但是，當教科書話題炒熱“金庸與魯迅之爭”后，編委之一的薛川東特意囑咐同事，他不再接受任何采訪。而在記者初次聯系顧德希主編時，他在電話中一再表示：“這只是一套語文教材，還是低調處理吧。現在教材剛使用，還是等試驗結束后，看效果吧。”

　　“有記者問我，你為什么刪掉《阿Q正傳》，你是不是增加了《雪山飛狐》？”顧德希無奈地說，“編寫新教材不是在哪套教材的基礎上刪減或增加的，是全新的，正確地說法是我選了哪些文章，我只是沒有選《阿Q正傳》。”

　　文化批評家王曉漁在其《中國為何頻發“教科書事件”》一文中說，“此次語文教材調整并非單單拿下一篇《阿Q正傳》、換上《雪山飛狐》選段，而是作了大量更換。不妨假設一下，新聞以‘《史記》替掉《阿Q正傳》’或者‘《許三觀賣血記》替掉《陳煥生進城》’為題，產生的效果將與‘《雪山飛狐》替掉《阿Q正傳》’完全不同。”

　　不是焦點的焦點

　　其實顧德希主編的這套新版語文教科書，真正的焦點在于“信息化與語文的整合”上。

　　顧德希告訴《國際先驅導報》：“長期以來，語文教材就是‘精讀包打天下’。這套教材則是把泛讀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要求學生廣泛的課外閱讀。語文教學一定要把精讀和泛讀并重，把閱讀當成是一件平常的事，把閱讀回歸到自然。”

　　為了配合泛讀的需要，本套語文教科書，除了紙質的教材外，還配備了“資源庫”和“個性化班級教育平臺”，三者一起構成了這套新教科書的多維度體系。在編寫時，編委會成員每人負責不同的部分，每個單元首先選出二十篇文章，再從這些文章中選出四篇作為課文，其余的文章則被選入“資源庫”，供學生拓展閱讀。“個性化班級教育平臺”，則是在傳統教室外開辟的虛擬教室。

　　“同學們也可以互相看到對方的作品，同學之間也會有一個競爭的意識，帶動學習的氣氛。這就叫資源共享。這樣的互動，讓老師從一個權威者變成組織者。”顧德希解釋道。

　　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坐在這個茶樓里，談他的“信息化與語文的整合”理念。他把這個理念灌輸到了他的新版語文教科書中，但這個，卻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人們的焦點大都被媒體放到了“金庸與魯迅之爭”上面。

　　教科書改革被過度詮釋

　　其實，回顧建國以來語文教科書的改革之路，不可不謂曲折。

　　55年前，中國專門成立“中小學語文教學指導委員會”，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長葉圣陶先生特邀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做兼職副總編輯，主管漢語教材的編寫。

　　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迫解散，語文教科書的編寫也暫時告一段落。這時候各省、市開始自編教材，全國的語文教科書都陷入一片混亂。直至1976年文革結束以后，政府決定編一套全國通用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語文教材開始“一統天下”。

　　此后，中國的中學生們開始了長達近30年的、“一統天下”的語文教育。盡管2003年開始的高中課程改革中，教育部鼓勵各出版機構都可以參與到中小學教材建設里來，各個省也都先后開始編寫語文教材了，但30年時間打造成的教科書的特殊地位，讓我們已經習慣了它的編寫，是一種從上而下的行為。教材的任何一次調整，都會被媒體過度詮釋為教育主管部門甚至更高機構的意圖，以至多方揣測。

　　這，正是本不存在的“金庸與魯迅之爭”，被炒作得沸沸揚揚的源頭所在。

　　新版教科書如何出爐

　　哪篇文章能夠入選教材，需要編委會來決定；但任何一套教材能否投入使用，須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合格

　　國際先驅導報實習記者李金金 記者李童發自北京 從1983年到1996年，顧德希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負責編輯語文教材。但他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在2007年的夏天，因為主編“北京市新版語文教科書”，而被推上媒體的風口浪尖。

　　9月12日下午3點，他坐在《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對面，靜靜地講述起這次意料之外的“教科書”出爐經過。

　　自己搭班子

　　“其實早在五年前，北京出版社就找到我，商量合作編寫一套新版語文教材的事情。”

　　在信息時代里找到靈感的顧德希，當時就提出了“信息技術與語文學科的整合”理念，并且要求“我能說了算”。在了解他的新理念后，出版社方面沒有認同。“編一套教材需要大量的人力、財力，我都六十多了，就算了吧。”后來不了了之。

　　2004年，北京出版社又找到他，他仍舊提出“我能說了算”。顧德希曾經參與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課本編寫任務，可是受的限制太多，編出來的東西往往不是自己想要的。

　　最后，出版社同意了他的思路。于是，顧德希掛帥出征、招兵買馬，盡攬在教學一線的中學優秀教師、語文特級教師，以及北大中文系現代學研究方面的學者。北大有名的“三東”——高遠東、吳曉東、孔慶東，都參與了新教材的編寫。

　　“開始就是想做個試驗，也沒跟有關部門打招呼。我們幾個老同志也可以說就是玩一玩吧。”這套教材的另一位主編薛川東說，他們教了多年語文，那時就感覺，語文可能要有一條新的生路。之所以有這個感覺，是因為信息技術的出現，解決了他們過去很多不敢想的問題。

　　編委會只有編寫權

　　“教材首先經過教育部的審查，審查通過之后，才能成為普通中學教科書實驗教程。這里一共需要經過立項、審查、復審、復核幾道程序。”顧德希介紹說，到目前為止，已通過教育部審查的高中語文教材有6套，但人教版教材目前仍是使用范圍最廣的一種版本。

　　顧德希告訴記者，哪篇文章能夠入選教材，需要編委會來決定；但任何一套教材是否可以投入使用，只有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合格才有使用的可能。國家鼓勵個人、社會團體參與到教材的編寫中，但是通不過審查，就是非法書籍。

　　從2007年秋季開學，北京市東城、西城、朝陽等9個區縣的高一學生將使用顧德希主編的這套教材。但海淀區則將沿用人教版教材。

　　“北京用兩套教材，也有麻煩的地方。高考試卷怎么出，雖說試題和課本相關性不大，但一些基礎知識還是源于課本的，高考試卷應該根據哪套教材出卷子呢，容易引起不公平。”顧德希表示，這套教材具體的試驗結果需要時間去驗證。（葉子 李童）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