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需要利益格局的調整

　　“實現真正的教育公平。就是解決了教育的最大問題。”2009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技大學原校長朱清時談到對教育體制改革的最大期待時這樣說。

　　然而進入策劃層面，就會發現阻礙重重。因為實現教育公平需要觀念的轉變，更需要利益格局的調整。比如，微觀上僅一個“取消重點學校制度”的輿情民意，就涉及巨大的既得利益方的特殊利益，事關很多人的飯碗，因此要改變是相當的難。

　　楊東平說，教育體制改革以來推出的重要舉措，無不被民間統統稱為“內部人改革”，即在缺乏有效的社會參與和利益博弈機制的情況下，由掌控資源的部門主導的改革。由于資源壟斷和缺乏監督，其價值取向往往不是開放教育市場，更多、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往往是被這些“改革”損害的。

　　比如，實現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并非沒有治本的路徑可循。第一步是均衡學校的硬件資源，第二步是通過教師流動制度，促進學校之間的教學質量的均衡發展，這既是韓國、日本的有效經驗，也是中國沈陽、銅陵等城市的成功實踐。很多地方政府之所以不作為，是因為已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群體，名校當然不愿意喪失自己的壟斷地位；而名校不僅是政府的形象窗口，而且是一些人享受“優質教育”的 “近水樓臺”。這是擇校問題難以解決的關鍵。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認為，要完善已經形成的制度，需要在多元利益格局的現實中，建立新的公共政策決策機制，通過公眾參與、多元利益表達和利益博弈等制度創新，達到價值和利益的平衡，確保教育公共政策的公正性、科學性。

　　楊東平認為，教育公平應是明確政府行為的邊界，它的體制保障在于規范政府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的行為，確立政府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等基本職責。

　　一直關注促進教育公平制度建設的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提出，就學校管理來說，要建立教師委員會、家長委員會和大學生自治委員會，這些改革可以保障教育決策的民主，更可以及時保障受教育者的權利不受侵害。就公平就業來說，推行就業信息完全公開、增強大學生的維權意識，提高公職人員子女教育及就業狀況的透明度，這些改革有助于營造公平的環境，促進每個大學生在人才市場完全靠競爭力說話。

　　需要相關利益方的參與

　　4月上旬，國家《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以及《重點實施方案》面世。這個醫改方案的制定歷時三年，國務院為此成立跨部門的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部際協調工作小組，16個部委共同參與，使醫改方案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部門利益的局限。2008年9月公布草案后又經6個多月的公開征集民意，多個方案激烈交鋒，使醫改方案的形成體現了程序公正和科學、民主決策的理念。

　　楊東平認為，正在制定之中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雖然也采取了問計于民的公開程序，但由于實際制定過程是由教育部單一行政主體控制的，起草過程仍具有很強的排他性和封閉性。在2009年初公開征集議題后便悄無聲息，既沒有公開有關部門所做的不同研究方案，也沒有就一些重大專題進行公開討論、舉行民意調查及聽證會之類，與主管部門不同的意見很難參與進去，更不用說什么利益相關方的博弈了。

　　楊東平說，目前起草中的教改方案尚缺乏直面問題的勇氣、銳意改革的態度和思路，也沒有鮮明地突出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改革措施的時間表、可操作性和可問責性都有明顯不足，如果沒有市場和社會力量、地方政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等利益相關方的實際參與，就難以制訂出一個讓大眾而不僅是社會優勢階層滿意的規劃綱要。

　　同樣呼吁教育規劃綱要不可只由教育部門一家操作的熊丙奇認為，如果社會對人才的評價、使用、管理體系不改革，教育的發展必將受制于處處強調學歷和學校“出身”的用人環境。比如中國的近鄰韓國和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遠比中國高，高考升學競爭的程度也不遜于中國，可他們的基礎教育并沒有演變為全面的應試教育，除了學校的自主性強、教育資源配置的均衡程度高之外，更重要的是沒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所有公民享有基本的社會福利，各行業勞動收入的差距小，用人制度中的歧視現象并不嚴重，這就大大減少了社會對教育的扭曲。□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周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