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的中國，已經有數量相當可觀的一部分人口(總數在6000萬人以上)——至少包括大中城市的低收入者3000萬人以上、因失地而流入城鎮的無業農民2000萬人以上、被拆遷而補償不足的城鎮居民1000萬人以上，他們正在或即將遭遇一場“房荒”的襲擊：他們租不起、更買不起房屋，現行體制又不允許他們在城市自建便宜的住房。

　　我們還注意到，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并不是因為房屋供給量的意外減少，恰恰相反，中國的房地產建設在近十多年里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房地產業的產值與利潤增長都大大高于同期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速，中國的房屋總面積和人均住房面積也都有很大的增長。

　　一直以來，人們習慣于從狹隘的經濟學視角談論房地產、從單純的供求關系角度談論高房價，這導致了對房屋問題無可救藥的誤解。在我看來，試圖以經濟學的理由來解釋一種高于中低收入者終生收入的房價顯然是徒勞的。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的官僚階層、絕大多數吃“皇糧”的人口都不曾真正受到過高房價的困擾(即使他們的名義收入也并不高)，因為他們不僅曾經有權以象征性的低價格購買了“房改房”，而且至今也還保留著單位集資建房的特權(當然只是象征性集資，而且是在低價的好地段上建廉價的好房屋)；富裕階層在整體上也不是高房價的受害者，相反，從各種富豪排行榜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甚至有超過一半的大富豪涉及房地產業，他們正是憑借土地和房屋投機而短期暴富。

　　事實上，當且僅當住房人是不吃“皇糧”的中低收入者時，“市場化”的高房價才真正成為了人們實現住房權的經濟障礙。

　　中國所有的房屋在權利上都是房權與地權分離，城市的土地永屬國家所有，即使它正好處于私有房屋的腳下，它也永遠是一種“公共資源”。人們名義上對公共土地的平等權利事實上一直處于由政治權力所決定的私人配置狀態：誰擁有對國有土地更大的支配權，誰能夠從出賣這一支配權中獲益更多，誰就擁有更多的土地權利。

　　當國家是唯一的地主，地方政府是唯一的土地代理批發商，壟斷的地價是不可能不盡量拔高的，而壟斷地價的畸形拔高也是有限的市場力量所無法糾正的。當作為公共資源的土地使用權轉變為商業資源并向私人計價出售時，人們對公共土地的權利在名義上也就不再平等了。國家的土地權此時大部分轉化為那些對土地的規劃、使用、定價擁有專制決斷權的機構、官員和開發商們的部門利益或私人財富。他們顯然擁有更多的土地權利，在公共地權的分配上當然也就比大眾更加富有。而這種富有，在高房價的市場假象掩蓋下，也已經充分的貨幣化和市場化了。

　　很明顯，中國現行的土地所有權、使用權、規劃權、管理權、定價權等一系列的制度設置一律排斥公民個人平等的土地權益。這正是高房價的首要原因，也正是貧弱人群遭遇“房荒”的首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