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城市以政府與開發商合作、政府讓度部分土地收益吸引開發商建設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不同，引起沸沸揚揚爭論的鄭州公共住宅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劍走偏鋒。7月26日，鄭州市政府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建立政府對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的壟斷市場，以解決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問題，還吸收了香港公屋建設制度的成功經驗。(據9月24日央視《經濟半小時》欄目)

　　公共產品是否涉及壟斷是一個偽問題，廉租房與經濟適用房原本屬于公共產品范疇，如果資金與收益得不到保障，開發商當然沒有義務替政府承擔這一責任，這也就是保障性住房、以及路燈等市政設施需要由政府提供的原因。沒有人會去指責政府管路燈涉嫌壟斷，但偏偏有人對鄭州的公共住宅投資有限公司提出質疑，原因何在？

　　這就牽涉到公共住宅投資公司的三大頑癥。

　　首先，此舉涉嫌壟斷。這一公司排斥了其他的隱性參與主體。由于其他開發商積極性不大，就實行壟斷，剝奪其他房地產商建設保障性住房的權利，這個道理說不通。實際原因是，只有實行了壟斷，確立了惟一的市場主體地位，公共住宅投資公司才能夠在投融資、土地規劃、發包等方面建立起權威的身份，從政府得到惟一的資源處置權，公司才能運作下去。

　　投資公司不是吃皇糧的事業編制，而是政府出資的國有獨資企業，這就意味著他們必須自負盈虧，在這一意義上，不管是政府組建的公司還是民間公司，在成本利益等方面的核算上沒有任何區別。惟一有區別的是，這一公司因為聲明以社會利益而不是經濟利益為重，只需要一般企業一半以下的收益，而在保障性住房市場上獲得了壟斷權。他們的行動將遵循他們的承諾嗎？從以往的經驗來看，聲稱社會效益第一的國有企業往往實行經濟效益第一的準則。

　　其次，這一做法不專業。保障性住房牽一發而動全身，該投資公司董事長由組織部任命，土地由國土資源部門掌握，由財政擔保解決融資難題。不管是國土資源管理部門，還是房管局，都是行政管理部門，而非專業的開發商，投資公司擔任的是一個協調與組織者的關系，獲得資源分配資源，在具體的開發上還得借助外部專業公司。

　　報道稱，整個公司的運作體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像個項目管理中心一樣，有一點像個發包人。顯然，投資公司在獲得了資源之后還得發包給市場專業團隊來做，那么，為什么不一開始就以利潤協商的方式交給專業團隊以減少管理中間環節并節省成本呢？

　　那是因為一般的企業缺乏政府信用支撐，用一個不怎么賺錢的項目如何從銀行融到低息資金，政府怎么放心把土地收入的10%交到他們手上，怎么建立起市政府各部門一條龍服務的綠色審批通道？只有政府組建的獨資公司可以借用政府的信用，這才是這一模式得以運作的關鍵，但問題在于，這一模式重復了以往以政府信用向銀行融資等非市場運作的陷阱，將市場與公共財政混為一談，蘊含著極大的利益與道德風險。

　　第三是軟監督。反對者擔心公共投資公司有尋租空間，支持者認為不存在腐敗生長的空間，因為銀行與人大都會監督。

　　這樣的辯解是無力的。涉及到土地、融資等項目正是目前我國經濟中尋租現象最嚴重的領域，如果不在有效的監督之下，所謂的自律不過是放任自流的同義詞。

　　從鄭州市政府公布的信息看，鄭州公共住宅公司的開發資金來源先期由鄭州市房管局利用廉租住房保障資金5000萬元人民幣注冊成立，通過劃入股權和資產，逐步使注冊資本達到1億元人民幣，另加國家開發銀行的優惠貸款。這些公共資金是否都能運用到保障性住房建設，保障性住房是否都滿足并且僅滿足了需要保障的居民的需要，都是以往難以解決的大問題。(葉檀 上海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