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豐臺區政府舉行了“廉租房實物配租搖號儀式”，39戶申請家庭參加了搖號，并全部中簽。64歲的老李在中簽后流下了熱淚，幾天來，一提起新房，老李總是一邊哭一邊笑。(昨日《新京報》)

　　中簽戶的答謝和熱淚令人感慨，對低收入家庭絕不放棄，是國家無法回避也不可能推卸的責任。作為政府，提供住房救助這一公共產品是其義務。面對“感謝政府”這樣的“神情激動”，萬望不可受之無愧、卻之不恭。而理應以“這是我應該做的”為回應的主調，或者，更應從中簽戶的熱淚中作如此自省：或許“廉租房本來可以做得更早，也還可以做得更好”。

　　從權力的來源進行考察，政府不僅應是民主的政府，還應是負責任的政府。責任政府首先是一種政府治理理念，它與公權力緊密相聯。政府的權力來自于公民，也應該用之于公民。為了確保公權力的行使符合公共目的，或服務于公共利益，責任制度和監督制度的建設就成為必須。政府責任，包括法律責任、行政責任、政治責任與道德責任。救助住房困難的低收入家庭，首先是政府的道德責任，執政黨基于對這一道德責任的認同，而將其上升為政治責任。民意代表通過立法案，構建出包含了對低收入家庭救助制度在內的住房體制，使之成為法律責任，進而成為行政責任。

　　據悉，北京市計劃在今后5年，每年建設、收購廉租住房30萬平方米、6000多套，實物配租比例將達到應保廉租家庭的35%左右。為了保障廉租住房資金來源，今后5年本市每年土地出讓凈收益至少拿出10%用于廉租房保障資金，住房公積金增值收益在提取貸款風險準備金和管理費用之后，也將全部用于廉租房建設。這樣的規劃相比起之前，是一大進步，但是否盡到了政府應有的責任，還需在有效的監督機制下，進行科學的考量與評析。

　　比如，廉租房可不可以是1萬套甚至更多？5年內能受益的應保廉租家庭能否為70%甚至更高？今后5年能否在土地出讓凈收益中拿出20%甚至更合適的比例，用于廉租房保障資金？公共產品的提供離不開財政支持，加強對政府的財政監督，完善預算制度并積極吸納民眾參與政府決策，將是確保住房救助制度成功的前提。

　　另一方面，轉型期的貧富分化效應仍在持續顯現，一些滑向最低收入階層的底層民眾住房條件也在持續惡化。如果“貧者越貧”的現象不被遏制，而廉租房的建設又趕不上底層民眾不斷淪為住房救助對象的速度，政府責任的實現還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王琳(海南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