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開房價上漲迷霧，理性看待房地產市場種種現象

　　主持人：牛主任，你好。首先祝賀你主編的中國第一本《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在本月20日成功發布。我們注意到，你對中國城市的觀察總是從中國經濟大格局中著眼的。即便對房價問題的看法也是如此。我們就從房價問題說起吧，因為房價問題太熱了，有說還要漲，有說拐點到了。你怎么看？

　　牛鳳瑞：房價問題事關經濟利益關系、社會分配關系的變動，是政治體制、文化傳統的變數，受到國情、市情和發展階段的制約。

　　房價高漲，拉升居民生活成本，引發公眾不滿，影響和諧社會建設，應該引起高度警惕。但房價變化是市場優化房地產資源配置的基本形式，是調整住房供求關系的有效杠桿，也是調節住房分配關系的重要杠桿。

　　嚴格意義上的房價增幅應是同一區位、同一品質、同一科技含量的房屋銷售價格的上下年份之間的比較。目前我們所說的房價增幅是當年平均房屋售價(銷售收入/銷售面積)與上年同期之比。“房價增幅過快”是一種判斷，是以上年房價基本合理為假設前提的。上年房價較低，則同等房價增量升幅較大，反之亦然。

　　市場形成房價是中國住房體制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標志。中國住房制度基本完成是在2000年，由于住房市場化時間較短，現在的房價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市場價格，依上年房價為參照系作出判斷要慎重。而從一個較長時段來看，與平均收入增長速度相比較，中國的房價仍在可以接受的區間。

　　現在，房價過快上升固然有開發商不規范操作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供應不能滿足需求。一方面是住房需求剛性增長，另一方面是偏緊的住房用地供給和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的相對滯后，限制了城鎮住房建設空間的拓展。

　　而住房基本保障制度建設滯后，混淆了市場機制和社會保障的不同功能，提高了中低收入階層的購房預期。另外，控制房地產投資、供地的政策導向，不僅抵消了控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政策效力，而且也抑制了住房供給的相應增加，加劇了供求矛盾。

　　在此過程中，有些媒體和學者的誤導性言論，又成倍放大了社會對房價上漲的反響。例如，“讓大多數人買得起房子”是一個很受擁護、而不能說“不”的口號，但世界上似乎還沒有一個發達國家能做到。假若中國大多數人買得起房子，有那么多房子可賣嗎？

　　再如，國外的房價收入比一直是某些人論證中國房價過高的主要依據。但這個國外是哪一個國家，處于什么發展階段，是家庭的稅前收入還是稅后收入，每套住房是多大面積，區位如何等等，都應有具體界定。否則，與我們這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階段的發展中大國作比較，是不具可比性的。

　　所以，談房價、談房地產市場問題，還得回到中國國情、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里來談。

　　中國經濟與城市化進程保持必要增速意義重大

　　主持人：好吧。我們就回到中國經濟與城市化的觀察框架里來談吧。你認為中國經濟與城市化進程是個什么樣的關系？

　　牛鳳瑞：中國經濟總體走勢與城市化進程息息相關。

　　現在，中國經濟總體狀況良好，大多數宏觀經濟指標(企業利潤、居民收入、物價、財政稅收、出口、居民生活等)亦有好的表現。而中國的城市化率也由2000年的36.22%上升到2006年的43.9%，年均增加1.28個百分點。

　　較快的經濟發展與快速的城市化相輔相成，相互推動。中國經濟并非沒有問題，增強危機防范意識，警惕經濟過熱或過冷都是必要的，但對中國目前的經濟作出已“過熱”的判斷缺乏足夠證據。

　　首先，判斷中國經濟已經過熱的依據不能令人信服。一個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主要取決于該國(地區)復雜的內外部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以及自然地理、資源稟賦等條件的綜合作用，而不主要取決于政府或經濟學家們的計劃或預期。

　　確定一個國家(地區)適合的經濟發展速度從來都是件困難的事情。所以，適合的發展速度主要表現為事后的認知，而不是事前的預見。那種認為發達國家沒有出現過，中國就應不出現；發達國家曾經發生過的經濟泡沫和金融危機，中國一定會重復發生，這樣的邏輯推理是不成立的。

　　縱觀世界歷史，不平衡發展、差異化發展是常態。表現為在一個時期內，一個(或某些)國家(地區)發展較快，其他國家(地區)發展較慢。各國、各地區齊步走的發展到反而沒有發生過。現階段中國經濟較快增長，年度之間增長速度相差一、二個百分點，是正常現象。

　　其次，目前國內外條件為中國經濟較快發展提供了支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逐步完善為中國經濟發展潛力變現提供了制度保證。

　　以信息化為代表的當代科學技術進步，為中國較少支付試錯成本，發揮后發優勢，推動經濟較快發展提供了支持條件。日益發展的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發揮勞動力數量充裕、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保持一個較快經濟發展提供了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空間。

　　而正在完成的工業化、加速進程的城市化，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對中國經濟較快發展提出了客觀要求，居民的高儲蓄為中國的高積累、高投資提供了基礎，從而成為中國經濟較快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

　　這些正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中國戰略機遇期。用好這一戰略機遇期是中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要求。因此，中國經濟保持適度的增長速度是需要的。

　　第三，在現階段中國經濟較快發展具有必然性。經濟發展的基數、起點不同，同樣增量的增速會有很大不同。中國經濟增速即使達到兩位數，增長總量也只有2000多億美元，人均增量不過200多美元；美國經濟增速即使僅有3%，經濟增量亦達4000億美元之巨，人均增量則達1000美元以上。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滯后。中國要建設惠及13億人口的全面小康社會，一切錯綜復雜矛盾的解決均有賴于一個又好又快的經濟發展。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是我們黨、我們國家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中國經濟較快發展面臨的資源供給和環境容量兩大約束，可以通過調整發展路徑，加快科學技術進步得到逐步解決，對此應該相信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智慧和能力。

　　目前中國的人均能耗水平只有歐盟的1/3，美國的1/7。據中國社科院城市中心潘家華等計算，2006年中國制成品出口相當于折合凈出口能源6.3億噸標準煤，約占全部能源消耗的1/4。

　　中國以自己較低的人均能源耗用已經為全球環境保護作出了巨大貢獻。節能減排是中國對環境保護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對國際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與較快的經濟發展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關系。

　　中國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不僅是中國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必然，也是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福音。中國經濟的較快發展有風險，但較快發展的風險并非不可避免，又好又快的發展可以把風險減少到最低。相反，若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慢下來則會面臨更大的風險，支付更高的社會成本。

　　警惕中國經濟“泡沫”的風險是必要的，但過份高估這種風險不利于低成本地推進現代化建設。

　　快速城市化是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保證

　　主持人：根據你的看法，中國經濟與城市化進程不能放過目前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那么，經濟發展與城市化進程之間到底有一個什么樣的速度關系才比較合適呢？

　　牛鳳瑞：2000～2006年中國的城市化年均增加1.28個百分點，城市化超前了嗎，冒進了嗎，都不是。

　　2006年世界已有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國的產業非農化率已達86%以上，就業非農化率超過53%，城市化水平遠遠低于工業化提供的可能性。

　　城市擁擠、環境污染、年復一年的春運高峰等并不是中國城市化超前、冒進的表現，而是城市化滯后的結果。城市化中的違法占地、圈地、囤地、浪費土地，侵犯農民合法權益，導致群體事件等等應該依相關法律法規查處，與城市化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城市化進程是社會結構大變動的過程。大規模農民進城引發的城市社會問題，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和思想觀念的變化，農業就業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和平均素質的下降等等，從某種意義上是國家現代化建設必須支付的成本。

　　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資源供給約束、環境容量不足、貧困和就業、階層分化、公共安全、城鄉差距等等是城市化的風險，但沒有城市化支撐的中國現代化將面臨更大的風險。城市化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而且城市化之弊是可以隨著制度創新和技術的進步，逐步得到緩解或根治的。

　　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城鎮人口比重明顯增加”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和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舉措，正是基于對這一客觀規律的把握。

　　城市的本質是大規模的高度聚集，是以空間換時間。人們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城市化為社會要素整體的高效率配置提供空間平臺，有利于解決社會生產力相對落后這一當代中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沒有城市化支撐的工業化將支付極高的分散化成本，沒有健康的城市化支撐的新型工業化是不可想象的。

　　發展循環經濟、節能減排，延長產業鏈條、形成產業集群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方向，而這要以企業的集中布局為重要條件，推動經濟結構升級和城市化的良性互動才有更高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城市是主體，因為城市是科研中心、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中心。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質要充分發揮城市的教育中心的功能。

　　中國目前相對落后的農村，較大的城鄉差距，固然與長期分治的二元結構有關，但更深層的根源還在于城市的相對不發展，城市帶動農村、吸納農村人口的能力還不夠強大。農業的增收有賴于城市為農產品提供更大的市場需求；提高農業勞動率、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前提是大量的減少農民，而減少農民的基本途徑是城市化，城市的強大是建立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物質基礎。

　　一個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的大國現代化世界上還沒有先例。

　　城市不僅是生態環境保護的重心，而且是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主體。城市化將根本改變中國多數人以土地為生的格局，為保護生態環境，再造秀美山川提供重要前提條件，為治理污染提供規模化需求，從而提高治理污染的效率。

　　城市擁有較高的公共基礎設施使用效率，享受同等的生活消費水平，在城市比在農村更節約。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城市是高地，是橋頭堡，是主陣地。

　　中國構建的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不是和諧農業社會。城市有更深度的社會分工、更快的技術進步、更多的服務業需求、更多的就業崗位、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更多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因而是加快服務業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加快服務業發展、產業結構升級、擴大內需等要以城市化為載體，才能落到實處，所以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走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是現階段低成本地建設現代化國家的要求；積極穩妥地推進健康的城市化是中國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選擇。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要求中國房地產業有較快發展

　　主持人：城市化雖不等同于蓋房子，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與房地產業的發展之間應該有很大關系吧？從這個角度看，城市化對房地產業的發展將有怎樣的影響呢？

　　牛鳳瑞：據測算，今后幾十年中國城市人口每年將增加1000多萬，2013年前后中國的城市化率將超過50%，2020年中國的城鎮人口將超過7.5億。房地產業是為城市化提供物質基礎的部門，也是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物質基礎的產業。快速的城市化有賴于房地產的快速發展，健康的城市化有賴于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

　　2006年末中國城鎮實有房屋建筑面積175億㎡，比2000年增長了130%。2006年中國房地產投資達1.9萬億人民幣，比2000年增長2.9倍；房地產開工面積7.9億㎡，比2000年增長了1.6倍；商品房銷售額達2.05萬億人民幣，是2000年的5.2倍。2000年以來中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以每年1.0平方米左右的速度增加，2006年末已達27平方米。對于推進住有所居，改善民生發揮了重要作用。

　　房地產投資快速增長是中國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但以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由限制房地產投資則值得商榷。

　　特殊的發展階段決定了中國今后一個較長時期應該有一個較高的積累率，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則決定了非生產性和消費性固定資產投資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應占一個較高的比例。

　　包括住房在內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運輸、教育文化、醫療、旅游、環境保護、公共安全等主要提供非生產性和消費性產品(服務)的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過熱”(如果有過熱的話)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而是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物質基礎。

　　中國城鎮目前的住房投資占房地產業投資的70%左右。在城市化加速階段，房地產業滿足的首先是住房的基本需求和改善性的需求；投資性和投機性的需求最終要出租、要轉手，轉化為滿足現實的住房需求。因而房地產業投資主要是消費性的固定資產投資。若把住宅投資從固定資產投資中扣除，則中國目前的積累率將下降6個百分點。

　　據測算，2020年中國城鎮實有房屋建筑面積將達400億㎡，年均需要增加房屋建筑面積16億㎡。房地產業是否被稱為支柱產業無關緊要，但房地產業是上下游關聯度極強的產業則是確定無疑的。持久旺盛的住房需求決定了未來幾十年內房地產業以較快的速度發展具有必然性，決定了一定歷史時期內房地產業投資高于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幅度才是合理的選擇。(主持人：鄒民生 樂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