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北京團的開放日，眾多聞訊趕來的記者都在尋找林毅夫代表的身影。

　　也許是即將出任世行副行長的緣故，這位經濟學家顯得異常謹慎，幾天來對媒體一直是三緘其口。此次有這樣的機會，記者迫不及待地想聽到這位經濟學家對物價上漲、宏觀經濟調控等熱門話題的看法。

　　關于經濟過熱

　　    投資增長快是核心問題

　　記者：2003年以后，一直存在著“經濟增長過快”、“信貸貨幣投入過多”、“外貿順差過大”的現象，為什么會出現這三個“過”的問題呢？

　　林毅夫：我個人認為，最核心的問題是投資增長太快。因為投資增長快，產值就會增加，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外貿順差就會大。外貿順差過大，外匯積累就會多。為了穩定我們的匯率，貨幣就要增加得非常多，信貸就要增加得非常多。貨幣信貸投量大了以后，就變成了投資增長過快，于是就形成了我們現在“三過”的這么一個怪圈。

　　記者：那應該怎么做？

　　林毅夫：在這種情況下，我非常贊成政府工作報告里提的，要關緊“信貸”和“土地”這兩個閥門，用經濟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來解決投資過快的問題。

　　記者：就這么簡單嗎？

　　林毅夫：這個問題從2003年開始每年都存在，我們一直在用這個方法解決，這是很必要的。但還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問題還會出現。這個問題的真正深層次原因，我個人認為是跟改革開放以后，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有關。

　　　　應大力發展中小銀行

　　記者：那面臨這樣的情況，我們應該怎么做？

　　林毅夫：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應該按照十七大提出的精神，以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把我們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問題解決掉。針對這三方面，我們在金融方面，應該大力發展能夠給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地區性中小銀行，以及北京正在做的擔保公司。這樣，這些勞動力比較密集的中小企業才能夠多創造就業機會，將來企業才能夠在金融上得到公平待遇。它的發展快了，多創造了就業機會，那么低收入階層的工資才能增長，收入格局才能改變。

　　第二個，我覺得把資源型行業變成和它風險相適應的正常的贏利行業，而不是暴利行業。

　　記者：那壟斷行業呢？

　　林毅夫：壟斷性行業中，能夠開放競爭的，就應該開放競爭。不能開放競爭的，國家就應該參與它的產品價格以及利潤的分配。我想，這三方面如果能做到的話，收入分配格局就能改善。

　　收入分配格局改善了以后，消費才能夠真正地推動起來，投資才能夠真正地站立起來。那么這個“三過”的問題，才能用釜底抽薪的方式來解決。收入分配的格局能夠改善的話，那對我們構建和諧社會來講，也可以說是最大的支持。

　　　　限價房應長期推行

　　記者：有人說廣州的限價房使樓市陷入低迷，您覺得是這樣嗎？

　　林毅夫：廣州去年推出了限價房，這在全國并不是第一次。過去其他的限價房并沒有造成樓市低迷，所以今年或是去年廣州出現樓市低迷，應該不是推出1500套限價房造成的，應該是市場供求關系造成的。

　　從政府的長期政策來講，我們的城市里有不少中低收入者，而且我們已經進入城市化進程需要跨越的階段。農村還有大量人口進城，那解決這些人的住房問題，還是應該推出更多的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這和他們的收入是比較相適應的。我個人認為這是政府應該長期推行的政策。

　　關于物價上漲

　　貨幣政策應繼續從緊

　　記者：您能談談當前大家比較關心的物價上漲問題嗎？

　　林毅夫：我國2003年以來的經濟快速增長源于1998年到2002年的通貨緊縮，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生產力發展。2003年以來的投資增長較快，創造了比較大的內需。雖然事實上建筑材料、能源等相關材料的價格在上漲，但由于生產能力過剩，所以物價指數相對穩定。但這種過剩的生產能力被消化掉后，物價上漲就顯現出來。

　　在2003年的時候，按照商品價格指數統計，物價上漲的有4個部門，下跌的有12個部門。但是經過四五年的高速增長以后，過剩的生產能力逐漸被消耗掉，到2007年初時已經非常明顯，在商業零售物價價格指數的統計當中，物價上漲的是10個部門，下跌的只剩下6個部門，也就是說原來生產能力過剩的狀況被消除。

　　2003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取得很大成就，但投資增長、消費增長和出口增長的“三快”都會導致國內的物價上漲。

　　用利率政策穩定物價

　　記者：那可以預見的未來會是怎樣的？

　　林毅夫：我相信投資增長和消費增長還是會比較快的，然后國際上的能源產品的價格還會在高位。在這種情況下，我完全贊成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提出的，把今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漲幅控制在4.8%左右，并繼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

　　記者：您有沒有什么好的建議？

　　林毅夫：這里我想提的一個建議就是，在從緊的貨幣政策當中有兩個主要選擇：一個是依靠更靈活的利率政策，一個是提高存款儲備金。

　　記者：在這兩個選擇當中，您認為應該更側重哪一個方面？

　　林毅夫：兩個都重要。如果一定要說更側重于哪一個方面，我個人是比較主張更多地用利率政策。

　　記者：為什么？

　　林毅夫：大家都知道，要是提高存款準備金，減少可信貸容量，首先要被排擠出的必然是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能夠多創造就業機會，能夠改善收入分配，是能解決“三過”的重要力量。同時在物價指數比較高的狀況下，如果利率不提高的話，就構成負利率，就會把錢趕到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這樣不利于我們資本市場跟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提高利率。中小企業支付利率的能力是比較高的，它不會在乎利息高，它在乎的是能不能借到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這兩種政策選擇固然都要用，但應該更側重用利率政策。(郭愛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