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地利用的戰略上講，要放寬對城市建設用地的供應，特別是加大對城鎮住宅用地供給，而需要嚴格限制的是農村住宅用地的擴大。農民不能進城的原因是房價太高，而城市房價太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住宅用地供應不足，導致房屋數量供應缺口較大。農村人口還在持續減少，如果還是放寬農村住宅用地，再過30年，可能還會用掉2億畝！因此，一定要嚴格控制農村住宅用地增加的審批，甚至可以總量上不再新批農村住宅用地。

　　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農村人口的減少是必定的趨勢，農村衰落也是必然的。因此，必須加速對一些規模小又比較分散的村落進行撤村并鎮和土地整理。

　　一定要放寬和鼓勵小產權房的建設，讓進城的農民，包括城市居民買得起房。一方面，為了防止日后村莊整理、拆遷安置、復墾耕地的成本，一定要嚴格限制城市居民到農村購買庭院式住宅，特別是要限制到基本農田地帶的農村，遠期看要被整理復墾成耕地的農村去購買院落。另一方面，應當根據黨的十七大三中全會精神，讓農村和城郊的集體土地直接進入建設市場，使多層和高層住宅樓房建設免去政府高額的出讓金和各種沉重的稅費，并且加大土地的供應量的競爭性，使房屋的建設成本大幅度下降。特別鼓勵在5000人以上的村莊、小集市、小城鎮、小城市，在建設用地上，對于集體性質的土地不經過征用，直接建設住宅。即大量地建設目前所稱的“小產權”住宅，把住宅的成本及其房價降低下來，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和人口到城市能夠購買得起住宅。

　　寬容“城中村”、城郊租屋，包括在城市的一些區域中發展居民可以自我按照大體規劃建房的平民區。關鍵在于，政府是否有能力為大量應進城市的人口提供低價和限價房？可以嘗試重新考慮對城中村和城郊承租房的容忍程度，適度地放寬對非正規平民區的限制，并隨著經濟發展逐步改造這些平民區，這樣既能降低城市化過程中的居住成本，又能減少因為缺乏貧民窟而導致的劇烈生計流動對社會穩定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除了調整用地戰略外，要將房價水平降低下來，還需要讓集體用地直接進入建設市場，改革目前政府壟斷性招拍掛供應土地，轉變地方政府房地產財政格局，對城鄉兩棲居住(主要是對到農村購買住房的)方式、多套住房、別墅等等開征房產稅，通過體制改革和機制建設將房價壓下來。

　　當然，一方面要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和人口的居住成本降低下來，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進城農民對居住的支付能力。可能最為關鍵的，還需要放寬城鎮和城市中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的注冊登記門檻，大幅度減輕創業和個體及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減少政府各部門的執法監督而避免對個體及中小企業的吃拿卡要，還要使農民的土地資產化，從而使進入城市的一部分農民在城鎮和城市中能夠創業，大部分轉移勞動力能就業，收入能夠提高，增強他們在城鎮和城市中對于購買住宅的能力。(周天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