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一條房產調控政策引起社會的廣泛熱議，其討論的核心在于：“以居住證為管理方式，限制外地購房者購買上海房產”是否具有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盡管之后相關部門的負責人明確表示，“限制外地來滬人員購房政策不存在”，但是有關議論并非沒有價值，值得深入探討的是：關于買房的公平究竟是什么？

　　誠然，如一些論者所言，在哪里買房是公民的絕對權利，政府不該橫加干涉。但是，撇開地域之見、歷史陳規，我們可能還需要反問這樣一個問題：沒有任何限制的跨地區住房購買政策，是否真的那么公平？市場經濟下商品房購買政策，究竟是放任了資本自由流動的任意性，還是損害了公共經濟資源良性配置的公平性？

　　首先，就房地產買賣而言，如果僅僅將住房看成是絕對消費品，那么我們就忽略了在房地產開發過程中，投入了包括公路、醫院、學校等大量社會公共產品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而這些公共品的投入來源是所在城市的政府公共財政開支。購房者向開發商支付房價，開發商從中獲取利潤，但開發商向政府繳納的稅收與財政投入城市公共建設的支出相去甚遠。因此，既然購房者并沒有直接支付全部的城市公共產品費用，那么從政策的法理角度看，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出現了：究竟誰可以合理地、公平地、問心無愧地享有一個城市的公共產品？結論非常簡單，那就是這個城市的公民。這不僅符合古希臘城邦社會最原始的公民共享原則，同時也滿足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地方城市收入與公民稅負公平原則。正是基于這樣一條基本原則，在西方各國，住房物業稅(保有稅)一直作為一個地方稅種存在。由于有物業稅，所以就不必討論跨地區、甚至是跨國家住房購買問題(當然世界上有超過180個國家對外國人持有本國物業進行限制)。而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呼聲很高的物業稅空轉已經有一段時間，但何時出臺，是否出臺差別稅(如對擁有超過一套和超水平住房征收高額稅)并不十分明朗，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外地購房者事實上并沒有交納城市的持續稅收(非購房印花稅)，如果我們不以居住證管理體系是否存在漏洞為挑剔作為討論問題的出發點，那么，在中國物業稅出臺之前，以居住證為管理核心，反對跨地區持有物業的政策取向在某種程度上是具有公平性和合法性的。

　　其次，對于上海而言，由于其特殊的城市定位，出臺以居住證為管理核心的政策限制外地購房者空持物業，還容易引來的爭議是，上海還是一個海納百川的開放性城市嗎？這樣的政策會否引發其他政策的沖突？事實上，我們只要簡單地看一下上海目前的公共產品供給就非常清楚，道路交通短缺，地鐵擁堵，醫院排隊……已經大大降低了其國際性大都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而造成公共產品短缺的核心原因，除了公共投入總量不能滿足持續增長的城市人口需求外，更重要的是在高地價、高房價下公共產品的供給出現了嚴重不足。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隨著上海城市的居住成本持續提高，本身已經限制了對于優秀人才的吸引力。城市經濟學研究表明，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化都市，除了需要保持可控的生活成本，維護好公共產品供給外，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人才的易流動性，而高房價恰恰固化了人才創業和發展必要的流動性，而這種流動性的缺失，不僅將毀壞一個城市的文化多樣性，同時還事實上改變著城市生活者和勞動者的工作習慣，使他們在承受生活壓力的同時，必須被動地適應工作環境，無法輕松地從事創造性活動。因此，需要強調的是，制定限制性的住房公共政策，其出發點并不是一概反對外地人購買住房，并沒有退化到以戶口作為管理核心的“囚籠”政策，而是強調了居住證條件下的“奉獻、回報”公平原則。這樣的原則不僅不會損害上海作為一個國際性開放城市的形象，從長期來看，居住成本得到控制、乃至降低了，公共產品的投放更有效、覆蓋面更廣了，將更有利于凝聚全國、全世界的優秀人才，并加大上海與長三角經濟與社會的融合。

　　從世界各國移民政策的歷史變遷軌跡來看，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政策。任何政策的制定均會受到特殊歷史條件的限制，視環境變化而變化的政策僅僅是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內在客觀需要。但是，一個好的、經得起推敲和檢驗的公共政策在出臺前，必須進行廣泛的辯論，需要在更廣泛的程度上聽取贊同和反對的意見，否則，難免會失之偏頗。

　　(余南平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