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這個犧牲全都挪到業主身上”

　　“我們買的時候再三追問，開發商說大棚全都符合相關手續。本來是歡天喜地奔著這個來的，現在看來我們等于上當了。”在北京吉利大學附近的吉利莊園，一位姓余的業主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們(開發商)說原來(設計)是合情合法合理，都是經過政府審批的，怎么現在又不行了呢?如果以前都是政府審批過的，現在怎么能出爾反爾呢?”

　　“如果說以前是他們(開發商)私自那么搞的，那么他們(開發商)自己應該承擔責任。但是政府都審批了，就不能變更了。已經交了一年的錢，利息不說，你把本錢退還給大家，你愛怎么拆、怎么搞你去搞去吧。”這位業主抱怨說。

　　“多方都要承擔犧牲，不能把這個犧牲全都挪到業主身上。”對于買來的大棚如何處理，該業主表示，“我們可以用那邊大棚種地，資源浪費了就浪費了，受害的是我們老百姓啊，是不是?”

　　在吉利莊園大棚前，自稱昌平區陽坊鎮駐村干部表示，“其實，有些業主是明白政策的，他不怕，反正有錢，就在這里占著。都是閑錢，他無所謂。也沒準當時一下子糊涂了，沒繞出來，就是想試試能不能撈一把，揣著明白裝糊涂。”

　　這位鎮干部指著大棚里的蔬菜告訴記者：“這些菜都是業主種的。種的這些菜，賣掉的話，連種子錢都賣不出來。說種地都是胡扯的，有的業主還在想，反正30年，等今年風聲過了，以后再弄，反正跟小產權房似的。

　　“開發商沒賠，就是賺多賺少，也還有一部分沒賣出去的。但是現在找他退錢也沒有，錢都投到這里來了。”關于業主能否索要交出的房款，這位干部表示。

　　該干部還透露，“有傳言說是有人找到北京市政府有關方面，想讓他們給變更成產權房，搞產權證。政府才發現這個東西不對勁，這個事才被暴露出來。這種東西在京郊已經有3年了，最早是在南邊興起的，也是先從那邊發現的。”

　　從開發商介紹的情況來看，目前北京購買這些“農家別墅”的人，大都是市區居民，有機關干部、老教授、個體業主、新聞媒體工作人員等等。

　　農民的“無奈”：

　　“補償金賞你多少是多少”

　　“一畝地只要幾萬元的補償，政府就可以征用我們的土地，然后以幾百倍高價拍賣給開發商。而我們為什么不能直接將集體所有的土地放入市場進行流轉，或直接進行開發?”在采訪過程中，記者聽到一些村民的議論和不解。

　　“農民最大的資產財富就是他的土地使用權，而通過土地流轉，使他們所擁有的最大資產財富變現成其加快經濟發展的生產資本。”陽坊鎮一位村干部告訴記者：“于是，很多集體經濟組織試圖通過‘小產權房’等形式讓一些農民發家致富，也凸顯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將土地使用權變轉化本的迫切愿望。”

　　“當地農民的土地租出去可以收租金，自己種可能面臨著賠。”陽坊鎮的一位干部告訴記者，大棚農民自己留著種，掙不到什么錢。別說一個大棚20多萬，給他十個棚20萬元他都不要。這個棚租給他，叫他一年交5000元錢他都不干，因為他交不上去。

　　這位干部表示，“村里是絕對不主張農民自己在大棚里種菜的，他們要的是眼前利益。租那樣的農耕地，一般是300元/畝1000元/畝。而把這些地建成大棚別墅租給城里人，每畝的收益可達到數千元、甚至上萬元，比普通耕地多出許多倍。”

　　對于市區居民在村里買大棚別墅，昌平區陽坊鎮的一位農民告訴記者，“這些大棚出租給城里人每畝收益上萬元，而我們只得到區區幾百元，賞你多少是多少，誰知道村干部和開發商從中撈多少。”

　　另一位農民告訴記者，他今年已經拿到了900元的補償金。當問及對拆除“大棚別墅”的看法時，他無奈地說，“政府有政府的安排，群眾有群眾的意見。”

　　誰該承擔“責任”

　　據了解，北京市目前發現的34個非法用地設施農業項目中，已經完全拆除8個，正在拆除5個，拆除非法建筑物近6萬平方米。其余違法用地項目，部分將由有關國土資源分局下達責令整改通知書或進入立案查處程序，部分將以區縣、鄉鎮政府為責任主體，擬定拆除整改計劃，力爭6月底前全部整改。整改中將區別不同情況，可改為種植大棚的予以改造;地面已硬化的，徹底拆除。

　　“其實我認為大棚整改是對的，應該把損失降到最低的情況下去整改，應該有個標準，讓業主、政府、開發商、村民損失最少的情況下來做這個事。”一位開發商也是滿腹的怨言：“說大拆大改，浪費的資源是誰的呀，全是社會財富。”

　　對于“小產權房”問題，北京市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任志強曾表示：政府不應將這些房子全炸掉(違章違法建筑除外)，無論如何這是一種浪費。也不應該讓這種明知違法的交易繼續存在，更不應讓農民和市民都在法律無保護的情況下承擔風險與損失。

　　對此，北京市平谷區委信訪辦主任李志剛認為，“在基本農田中間不許搞這些建筑(大棚別墅)，必須拆，即使開發商、包工頭有意見，該走法律程序可以走法律程序。作為政府來講必須嚴格執行國家土地政策，必須拆。而相關的處置方案及善后事宜，還沒有最后確定。”

　　平谷區峪口鎮大棚別墅承建方之一、來自黑龍江齊齊哈爾的于占明對此十分不滿，他說：“政府說的跟做的不一樣，剛建設的時候政府相關領導也過來看了的，說應該建的，政府也是要創效益的。施工期間領導也常來，在3月份，基本上每兩三天來一次。”

　　有分析人士認為，既然是確定無疑的非法建筑，在生態房的萌芽狀態就應給予最嚴厲的封殺。加之，生態房的政策依據模糊不清，開發商與相關部門“各執一詞”。給資本的介入提供了極大的操作空間，最終演化成一個利益涉及廣泛的社會事件。

　　據悉，這種重復建設所造成的浪費，初步估算涉及金額高達數十億元。除了這些損失之外，眾多業主所面臨的索賠困境，多方主體的責任糾紛等問題，都難以回避。

　　有關專家認為，政府此次集中拆遷行動相對于小產權房已有了較快的反應速度，但仍顯示出一定的滯后性。政府應逐步建立一套實時監控、預警機制，一旦發現有各類形式的違規占用耕地行為，可立即勒令停工恢復原貌，并加大對相關責任人的懲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