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個問題：應讓土地成為農民公共信托的資產

　　在目前的利益格局下，政府不可能真正兼顧城市和農民的利益。即使沒有官員的尋租和腐敗問題，都不可能兼顧農民的利益。為什么呢？城市要擴大，要地，還要錢、要融資。城市取得土地目的不是一個———不僅是要地，而且還要錢。所以城市不光是要把土地拿走，還要把收益拿走，這是現在城鄉統籌的一個關鍵問題。真正的城鄉統籌，我認為就應該劃清一個界限：就是把土地給城市，用于城市建設；但是應該把收益留給農民。解決了這個問題，城鄉統籌是沒問題的，現有的作法剝奪了農民的參與權和發展權。天津開發區，政府從開發行借了25億，把房子蓋起來。但是賣不出去，錢回不來。預計有38億的收益，現在只有2800萬，所以農民的就業問題沒有解決。只有讓土地作為農民公共信托的資產，農民作為受益人才能解決這個問題。現在城鄉統籌中存在著這樣兩個口號，一個是“宅基地換房”，一個是“以土地換社保”，這兩個口號全部都是有問題的。“宅基地換房”是保障了農民的住房權利，而侵犯了農民的土地權利。而“以土地換社保”是以農民的財產權利換農民的公民權利。因為社會保障，比如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是人們的基本公民權利。但是現在是農民把土地交出來才給你公民權，這是荒唐的，這沒有任何平等可言。

　　第五個問題：土地級差收益的歸屬決定城市化的道路

　　其實對于宅基地，農民和基層有很多的創造，而這些創造基本上走出了一條解決宅基地問題的路子。我這里有兩個案例。一個案例是北京的鄭各莊。它是一個村社合一的體制，村里辦了很多企業，最后留下來的是一個建筑企業。這個建筑企業現在有二級資質，可以承辦奧運工程。村里邊的土地，通過了村民和村、村和企業的一系列合作把地交由公司運作。現在村里有宅基地1050畝，用了250畝蓋了60多幢樓，不到30%是村里的人住，人均是70平方米。再一部分是給村里和企業里的員工和村里的大學中學小學的老師們按成本價買的，然后有45%左右是按照商品房賣了，賣了23億多。這23億就作為企業發展的資金，現在是每一畝地企業給村里5000塊錢的租金，這5000塊錢就成了村里的共同信托基金的收益，由全村人共同享受，而且村民的福利狀況可能比一些城里人還好。土地的資本化過程完全是村里自己做起來的。它創造了現在商品房開發的一個新的模式。現在的舊村改造都是通過政府拆遷，開發商建設，農民搬遷上樓。這樣農民就喪失了土地，收益也沒了，與政府的糾紛、與開發商的糾紛不斷。但是自己開發、自己建設，是沒有這個問題的，它打破了現行國有土地壟斷供應條件下房地產市場畸形發展和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的局面，從而創造了新的模式。而現行的房地產開發模式是政府供應國有土地，由房地產開發商進行生產建設和生產經營，政府壟斷了土地增值收益，開發商獲得超額利潤，農民的權益被剝奪。而鄭各莊創造出一種不同的模式，利用的是盤活宅基地，建設的主體是村社企業，開發的部分商品房對外銷售，收益全部留在農村。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這個鄭各莊的建筑企業公司具有了“集體土地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的性質。所以說他走出了一條十七屆三中全會要解決的問題的路子。

　　還有一個案例是深圳的“城中村”。深圳的城中村是一個非常發達的社區———城中村有3.5萬棟樓，1.2億平方米，住了深圳人口中的520萬人。而它完全是在宅基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個過程中，政府四次限制，農民卻四次搶建。先是建兩、三層樓；后蓋到了四、五層，七、八層；現在蓋到了12層、15層以上，帶電梯了。底下一層都是商家店鋪，各種各樣的服務產品都有。人們，特別是打工仔在這里能生存，因為租金便宜，一室一廳的房子是600-800塊錢，兩個人吃飯15塊錢可以吃飽吃好。所以打工仔能夠生存，深圳才能有今天的局面。在這個過程中，深圳市政府是要撤除城中村、改造城中村。為了限制城中村還曾經出臺了《深圳私房租賃條例》———就是凡是登記了的、取得了產權的才能租，否則不能租。但是那么多人去深圳，要房子住，廉租屋市場供給和需求都是大量的，城中村就提供這樣的供給。城中村，創造了另外一個經驗，就是廉租房不僅是政府可以供給的，其實市場也是可以供給的。如果深圳還要再蓋一億多平方米的廉租屋，得花多少錢？當然，城中村有它的問題，它的樓房密度很大，消防、治安都會有一些問題。出現了這些問題要去想應該怎么解決，而不是去取締它或是占它的利益。就這些農民創造出來的經驗看，我覺得有幾點我們要討論：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農民主動參與和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正在成為一個共識。改革初期，土地價值沒有顯現，而現在顯現了，那么農民自然要參與這塊收益。政府是要限制它還是要引導它？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而實際上土地級差收益的歸屬問題決定了城市化的道路問題。主流觀點認為，土地級差收益的上升，是城市化帶來的，是政府的基礎設施帶來的。但是這種觀點只看到了表面，而沒有看到本質。無數的事例證明了，沒有農民自主的產業發展，沒有人口的聚集，政府的本錢從什么地方來？因此，如果沒有農民的土地權利這只雞，哪里來的政府基礎設施這個蛋？所以說土地級差收益歸屬問題決定了城市化的道路。歸政府，就是走政府主導的城市化———也就是官員的城市化道路；歸農民，就是走農民自主的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