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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租房”的形成，跟特定歷史時期人們的產權意識有關，也跟城市市民的產權硬度有關

　　本刊記者/羅雪揮 文/馬莉

　　“前門樓子九丈九，四門三橋五牌樓”；“前門樓子九丈九，九個胡同九棵柳”；“前門樓子九丈九，王口花炮響上頭”。解放前，老北京的前門地區曾經非常繁華，很多老百姓在那里置辦了自己的私宅。

　　1944年，20歲左右的少女包璋，嫁到了前門附近的孫家。孫家在當時的前門，頗有幾處房產。光緒9年間，孫家的祖上曾購置了北孝順胡同4號、5號、甲5號，三個院落共占地一畝八分，約合1200多平方米。

　　婚后的包璋過著和美的日子。夫婿孫繼昌是家中獨子，夫妻倆受著中國老式家庭禮儀的熏陶，對雙方老人都很孝順。孫繼昌一進岳父家的門, 每次都先揭缸蓋，看見沒糧食了就趕忙去買了送來。包璋娘家也是個大家族，包璋的曾祖父曾位列包氏宗譜,是正宗的包公后裔。不過，到了包璋父親包桂蔭這一支,家道已經敗落了。子女多，吃飯的嘴也多,常常遭遇親族白眼，包璋父親一氣之下，領著全家人到外面租房住，但沒過幾個月就交不上房租了。孫繼昌索性把岳父母一家都接來住。人口增加了，孫家搬到了位于北孝順胡同的祖屋。坐北朝南的三個院落里，住著夫妻雙方的親眷20多人，是標準的四代同堂，有老祖、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包璋夫婦以及孩子們。

　　包璋識大體、賢惠，而且待人接物周全，她將大家庭中成員間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妥帖，周圍人對她都十分敬重。雖然有點祖產，孫家生活其實并不寬裕。包璋結婚時，新人穿的婚紗、西裝都是向外人借的，剛辦完喜事主人就催著討還，新婦包璋不得不為一家生計終日辛苦張羅。

　　1949年初春，解放軍浩浩蕩蕩進入北平。前門這一大家子，悄無聲息地融入了新社會。1949年5月，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頒發《布告》，依法保護市區內各階層人民的房地所有權與合法經營權。1953年，新中國政府給孫家發放了房地產所有權證，確認了孫家自前清時候置下的房產。孫家就此安居樂業，夫妻雙雙進入了北京市曲藝團工作，包璋擔任舞美，負責管理服裝，孫繼昌則做會計。兩人一起步行上下班，感情非常好。

　　房荒

　　解放后，北平以繼承祖產為主的私房占多數，一度達到了總房源的67%。私房房主多為普通大眾，有教授、醫生、工程師、商販、工人等。民國時期，城市普通老百姓尚買得起房，根據社會學家陶孟和的調查，1927年素稱“寒苦”的小學教員月薪是38元至50元，年薪大約是500元左右，在城里買棟四合院攢兩年工資就夠了。這些私房，有的自住，有的出租。有些人專靠出租私房為生，俗稱“吃瓦片”。孫家沒有“吃瓦片”，但也指著房子“生養死葬”。1962年，為給婆婆預備壽材，包璋賣掉了草廠二條的半邊院子，此外哪怕手頭再拮據，包璋也沒考慮過賣房。都是血汗錢，一棟自己的房子，就意味著老百姓的一條活路。

　　祖上傳下來的房子當中，到底還是有一部分房屋從包璋手上“經租”給了外人。1958年6月，北京市開始對私有出租房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采取“經租”的辦法，即將城區內15間或建筑面積225平方米以上的私有出租房屋，交付國家統一經營收租、修繕。孫家并未出租過房屋，但是因為擁有兩處房產，也成為被改造的對象。

　　“經租房”名義上由國家代理經營，但實質則是國家對城市房屋的管制。進行管制的主要原因，則是為了應付城市越來越嚴重的“房荒”。房荒主要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先是抗日戰爭，之后是國共內戰，戰火毀了不計其數的城市私有住宅，也使處于戰爭年代中的人們很少有投資蓋房的意愿。新中國建立后，多數城市空地多，空房少，市民居住十分擁擠。而北京市則由于軍隊和機關紛紛進城，大量外來人口突然涌入城市，更加劇了“房荒”的緊張。

　　新中國成立之后，由于當時的財政主要向工業等領域傾斜，北京市政府大規模增加住宅供應的條件尚不具備。“今天國家的資財主要是用于進行人民革命戰爭和用于恢復和發展生產，不可能投下大量資本來修筑房屋。”1949年8月12日的《人民日報》刊文稱。

　　北京建國后興建了一批中央機關大樓，部分商業及文化設施，如擴建了北京飯店和國際飯店，修建了中國美術館、工人體育館等，但新修民房則數量有限。當時在城根關廂和一些空地上，曾仿“兵營式排房”的形式，搶建了一批平房。1951至1952年間，東單地區共建平房349間。由于當時城市住宅極度短缺，這些新建的住宅無疑是杯水車薪。

　　前門孫家的院子再大，也攔不住“房荒”的激流。受農村土改“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啟發，減租運動盛行全國。也有人認為，城市解放了，普通的市民就可以白住房子，甚至以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產。雖然《人民日報》發表了反駁這種論調的文章，但當時的左傾思潮還是占了上風，并逐漸催生了“經租房”的誕生。

　　1958年，包璋變為“經租房”房主。1958年，遍布中國城市的“房荒”得以緩解。全國被“經租”的私房達1億多平方米，涉及62.41萬戶。其中，北京“經租”房共有24萬間，380萬平方米，占當時北京住房總數的40%左右，囊括6千戶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