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保障性住房影響經濟增長”？

　　◆李慶云(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中國還沒有確立適合自身國情的基本住房模式。決定住房模式選擇的因素主要有經濟發展階段和水平、收入高低和差距、土地資源豐裕程度等。有兩種模式可供借鑒。其一是美國政府幫一把的市場化模式，其二是新加坡政府發揮基本保障性作用的政府加市場模式。美國經濟高度發達，人均收入高，收入差距相對較小，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土地資源豐富，住房供給存量大，絕大多數人買得起房。新加坡屬新興市場經濟，經濟發達，土地資源嚴重短缺，人均收入雖然較高，但收入差距較大，面對高房價，很多人買不起房。

　　回顧中國住房改革歷程，大多數的城市老居民或是以極低的價格購得原單位的公有住房，或是靠國家和單位的補貼獲得住房，還有些人買的是由單位(主要也是政府)大量補貼的自建房。也有一些是在房改初期房價較低時買的房。如果按現在的高房價而又沒有政府的補貼，大多數已有房者是買不起房的。再來看看現在迫切需要住房的人，除了約1000多萬戶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和林區、墾區、煤礦等棚戶區家庭的住房需求存量外，主要是每年1000多萬新加入就業大軍的年輕人和數量更大的進城農民工的住房需求增量。以他們現有收入根本買不起房，只能選擇政府加市場的住房模式。

　　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做大保障性住房，要破除“建保障性住房影響經濟增長”的模糊認識。依靠投資和投機性購房拉動GDP增長是不可持續、有巨大金融風險的。年輕人買房靠夫妻雙方的父母，三個家庭供一套房，以此來維持高房價，將房地產變身為收入再分配工具，進一步加劇收入分配不公，是不公平的，也是制約消費增長、擴大內需的最大障礙。反之，如果把保障性住房做大，保障面擴大到一半以上的家庭，保障性住房就能和商品房一樣帶動相關產業成長，擴大居民消費，保證經濟穩定快速增長。中國不差錢，差的是如何籌措和用錢！賣地錢取之于民，應該用之于民，大部分應用來建保障性住房；少搞一些政績工程、形象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