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寇鐵蹄下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侵華日軍進入同盟國所屬英法美等國的租界，強令逸園將所收票款的50%上繳作軍費，法商因無利可圖，被迫宣告歇業，此后，跑狗場相繼成為日軍的軍用倉庫，靠近辣斐德路(現復興中路)一側的整排倉房也被日軍改做車庫，成為“全日大東聯運社”停車庫。

　　抗戰勝利后，1945年11月24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依據同美英政府簽署的新約定，對外宣布收回上海租界，將原來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直接并入上海市政府管轄。此后不久，以法國總統戴高樂為首的法國臨時政府，于1946年2月28日派出專員，與國民政府簽署了《關于法國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例》，至此，租界在上海灘的歷史徹底宣告終結。此時的逸園，賽狗賭博已被禁止，但其他的經營依然進行，園內設有足球場、旅館、舞廳和露天電影院等經營設施，并開設逸園大飯店。總營業面積超過7000平方米，但昔日的紅火已不復存在。

　　逸園回到人民懷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剛剛建立起來的人民政府面臨極大的財政壓力，如何以最快速度收取必要的稅款以解燃眉之急，是人民政權急需解決的問題。時任上海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的顧準建議并與時任上海地政局長的王維恒聯手，擬定了一條方案：用收繳上來的地產稅，去回收“跑狗場”之類當時仍由外國人占有及使用的著名建筑和土地。

　　此時“逸園”在經營上已難以為繼，加上拖欠的罰單和滯納金日漲夜高，1951年10月，逸園資方因拖欠國家巨額稅款、無力支付職工工資，經上海市人民法院中區分庭判決，將逸園飯店、跑狗場及所屬土地、建筑全部判歸上海市文化局，由文化局支付14億元(舊幣)抵充欠稅，另l億元(舊幣)支付職工工資和遣散費，余款則屬于香港賽馬總會，上海方面將款項交給法方代表，請他帶往香港賽馬總會。從此，逸園回到了人民手里，開始成為上海人民政治、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

　　1952年4月，經上海市政府批準，陳毅市長親筆題寫，逸園正式更名為“上海市人民文化廣場”。11月，經市文化局申請，報市政府同意，將“人民文化廣場”改稱“文化廣場”。從此，“文化廣場”成為了上海市中心一個最為重要的群眾集會、文藝演出以及接待國外藝術團體的場所之一。

　　至1954年，建成鋼屋流桁式結構大會場，可容納1.5萬余人，并新建1224平方米舞臺和1920平方米后臺。開辟7000平方米展覽館，開設人民圖書館、少年兒童文化館及3000平方米的文化休憩花園。

　　上世紀50年代，是文化廣場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熱鬧的時期。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在逸園舉行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慶祝大會，宋慶齡、鄧穎超等出席。7月2日，南下干部中的主要領導和上海地下工作者兩千余人在逸園大會師，陳毅、曾山、劉長勝出席并講話。7月7日，在紀念聶耳音樂會上，萬人齊唱《義勇軍進行曲》。8月5日，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在逸園舉行，饒漱石、陳毅分別作報告。12月5日，上海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也在此舉行。

　　政治性聚會是文化廣場的重要特點。1949年11月，上海地下黨組織追悼王孝和烈士大會在此舉行，會后，上海市總工會同時宣告成立；1951年6月，赴朝鮮慰問總團在這里作首場報告，掀開了祖國人民慰問“最可愛的人”的序幕；1953年3月，志愿軍烈士黃繼光所在部隊調防回國后，也是在文化廣場舉行了第一場英雄事跡報告會……

　　1953年，陳毅市長在這里作了《關于國家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1956年，前蘇聯英雄卓婭的母親做了卓婭事跡的報告；1957年，劉少奇、周恩來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

　　在“文革”之前的十多年里，文化廣場極大地豐富了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最具號召力的大型文藝演出，因其上萬的座位數，亦非文化廣場莫屬。1955年由世界芭蕾大師烏蘭諾娃領銜的蘇聯國家芭蕾舞團、法國芭蕾舞團等舉世聞名的藝術團體都曾在此登臺演出。周信方、梅蘭芳、蓋叫天等也在這里的舞臺上演出過經典曲目。

　　劫難之后重獲新生

　　“文革”動亂歲月中，文化廣場也在劫難逃，曾經上演過一幕幕瘋狂、荒誕的鬧劇。

　　1966年12月，“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成立。1967年1月9日，史稱“一月奪權”的“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也在這里舉行。之后“文化廣場”被改名為“上海市文化革命廣場”。由此開始，發生在文化廣場內的武斗等各種鬧劇不斷上演，僅1968年8月至次年11月的1年多時間內，文化廣場已被人為損壞到了破敗不堪的地步。

　　1969年12月29日，正在修繕中的文化廣場還發生了一場火災，造成重大損失。

　　作為上海的文化標志之一，文化廣場的重要位置是不可替代的。1971年，經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文化廣場開始修復，并于1972年底修復完工。此次修復，將文化廣場的座椅全都換成了木制長排椅；同時，觀眾大廳也安裝了我國第一幅寬銀幕布，開始放映一些從國外引進的寬銀幕電影：《巴布索亞歷險記》、《第八個是銅像》等影片，就是從這時開始走進中國觀眾的視線。1975年，《解放》、《三本五十六》、《攻克柏林》等幾部當時還只屬于“內參影片”的戰爭電影也曾在此一度熱映，那時，普通上海市民都以曾在這里看過這些電影而頗感自豪。

　　“賣花姑娘”唱響文化廣場

　　1973年8月，朝鮮平壤歌劇院第一次把原汁原味的大型歌劇《賣花姑娘》帶到上海觀眾面前。票子很早就被一搶而空，當時能容納8000人的文化廣場場場爆滿，演出轟動一時。“花了兩角五，哭了一下午，晚上沒吃飯，還看下一場。”這是當年上海觀眾爭相觀看《賣花姑娘》時的真實寫照，有的觀眾甚至是從頭到尾哭著看完整場演出的。“只要心誠，石頭也會開出花來。”劇中女主角的這句臺詞給觀眾留下了難忘印象，而劇中 “賣花來喲，賣花來喲……”的主題歌也廣為流傳。《賣花姑娘》走進文化廣場，也走進了上海觀眾的心中，成為一代人揮之不去的時代烙印。

　　之后，朝鮮歌劇《血海》也來到文化廣場演出，其新穎、華麗、龐大的舞美設計，令每一個多年文化生活單調枯燥的中國觀眾驚訝不已。而隨著《賣花姑娘》、《血海》的熱潮，不少朝鮮電影也進入了人們的視線，《摘蘋果的時候》、《看不見的戰線》、《金姬和銀姬的命運》等影片在中國大受歡迎，上座率遠遠超過如今的好萊塢大片。

　　粉碎“四人幫”后，文化廣場的“文化”含義日漸恢復。1980年4月，日本著名芭蕾藝術家松下洋子率領“日本松下芭蕾舞團”來到上海，將芭蕾名劇《天鵝湖》搬上了文化廣場的舞臺。上海觀眾第一次真實地看到了身穿潔白天鵝裙的女演員，在寬大的舞臺上翩翩起舞。當時的門票經過黃牛的手，從原來的4角錢，直漲到15元一張，雖然票價相當于當時一個青年工人半個月的工資，但仍一票難求。盡管坐在后排的觀眾，如果不借助望遠鏡，根本無法看清演員的面容，但在演出的3天時間里，依然是場場座無虛席。

　　1982年底，日本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率領日本NHK交響樂團登上文化廣場的舞臺，演出了各種經典交響樂選段、協奏曲等共14首樂曲，令上海的交響樂迷們趨之若鶩。盡管因受場地、設備等條件的局限，演出效果并不理想，但人們為久違了的美妙樂曲而傾倒，也為小澤征爾那一頭如雄獅般的長發而耳目一新。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國內外諸多藝術團體也紛紛來到文化廣場，登臺演出，國外如俄羅斯的小白樺舞蹈團、美國楊百翰舞蹈團、英國倫敦青年交響樂團以及國內的東方歌舞團等，都將文化廣場作為赴滬演出的首選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