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腐敗”案多發 反腐專家呼吁刑法重拳整治

　　集體腐敗已經成為我國當前腐敗的一個不良發展趨勢,諸多“以集體的名義”進行的違紀、腐敗行為已屢見不鮮

　　班子成員懷著不被發現或“一同腐”的僥幸心理,要么一榮俱榮,要么一損俱損,集體腐敗也就從決策變成了現實

　　湖南省耒陽市礦征辦窩案背后是一個龐大的利益同盟,礦征辦內部上下級之間、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間被腐敗利益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利益鏈。所以,才會有礦征辦主任羅煦龍被處理后100余人聞風而逃這樣令人吃驚的事情發生。

　　這種集體貪腐,表面上是經過集體研究決定,但“集體決定”的內核已被偷換。研究什么、決定什么等集體決策關鍵環節權力運行失去了必要的監督。

　　為此,有反腐專家呼吁,針對集體腐敗的新變化、新特點,制定具體法律條文,做到疏而不漏,并始終保持懲治集體腐敗的高壓態勢。

　　一個正科級干部,在短短5年的任期內大肆受賄45.8萬元,伙同班子成員4次私分公款57.4萬元,另有181.4萬元巨額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一個擁有770人的事業單位,100余名干部職工涉案,其中55名中層干部被立案偵查,主任、副主任、紀檢組長、征收大隊長、非煤隊長、稽查隊長、行政股長、站長、班長紛紛落網,涉案金額多達500余萬元,其中4名主要人員涉案300余萬元……

　　這起驚動了中紀委、公安部的集體貪腐案件,向世人“生動”地展示了一條“上下勾結、利益均沾”的腐敗生態鏈。

　　受賄“三板斧”

　　耒陽市位于湖南省衡陽市東南部,煤炭可采儲量5.1億噸,是全國產煤百強重點縣(市)之一。耒陽市礦產品稅費征收管理辦公室下設11個收費站,50多個收費點遍布耒陽全境。按照規定,耒陽境內所有運煤的車輛按載貨量向礦征辦繳納相關稅費,稅費為每噸煤70元至80元。按此計算,一臺運煤車輛需繳納的稅費動輒以千元計。礦征辦每年為耒陽市創造數億元的財政收入。

　　由于掌握著煤炭資源稅費征管大權,“礦征辦”在耒陽是個肥得流油的單位。盡管從工資表上看,大部分員工月工資不過千余元,但當地人都明白,只要擠進了礦征辦的大門,就等于找到了一條快速“致富”的路徑。

　　據參與偵辦這起窩案的衡陽市石鼓區反貪人士介紹,耒陽市礦征辦員工“搞錢”的主要方法是私放煤車及收款不入賬。而要鋪平這條發財之路,必須要打通一個關鍵人物,那就是——時任耒陽市礦產品稅費征收管理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的羅煦龍。

　　耒陽市礦征辦下設的11個稅費征收站里的工作人員絕大多數是招聘的合同制人員。這些合同工只有提拔當了征收站的站長以后,才能解決財政事業編制,才能“轉正”。而掌握這一“生殺大權”的人,正是羅煦龍。

　　由此,羅煦龍利用手中的權力,掌握了三路“財源”:一是已經當上征收站站長的人,自然要感謝羅的“栽培”,感恩戴德、心甘情愿地向其年年送禮,希望今后能夠繼續得到羅煦龍的提拔重用,保住現在的位子；二是普通的合同制人員和沒有得到提拔重用的,想讓羅煦龍能為其解決財政事業編制,給他們一個“鐵飯碗”,更要巴結討好羅煦龍；三是下屬站點私放煤車收款不入賬,“創收賺外快”要得到羅煦龍的默許,也要向羅“進貢”,否則羅煦龍會組織人員清查私放煤車的行為,斷絕他們的“財路”。

　　2007年7月,礦征辦下屬效益頗豐的竹市征收站點好不容易空缺一個站長職位,隨即便引來數十人爭奪。僅僅一個股級干部的小職位,卻成了眾人眼中的“香餑餑”。為了能順利坐上站長的“寶座”,大家紛紛使出渾身解數,與羅煦龍同鄉的黃某更是絞盡腦汁。

　　時值端午節前后,黃某以拜會嫂子的名義提著水果和用禮品盒包裝好的8萬元現金去羅家送禮。見羅煦龍不在家,黃某向其妻簡要說明來意后,會意地將禮品盒放在沙發上,便大步流星地告辭了。

　　在隨后的幾個月里,黃某又分5次向羅煦龍“進貢”達20萬元,要他看在老鄉的面子上多多關照。“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年終的干部任免主任會議上,羅煦龍將最具決定性意義的一票投給了黃某。

　　自羅煦龍走馬上任以來,凡下屬征收站主要黨政干部的提拔均由他一個人說了算。而那些想被提拔轉正解決待遇的、想被重用進入班子的、昔日得到關照感恩戴德的,紛紛趨之若鶩,追著搶著巴結討好羅煦龍。

　　“羅煦龍之所以能夠大肆斂財,在于他手中擁有缺乏監督的絕對權力。”有知情人士分析道,我國干部任免公示制度已經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在一些基層單位仍然難以落實。而要堵住這一漏洞,就應該增加對“一把手”監督的環節,內部監督、民主監督、輿論監督都必須制度化,干部任免的提名、考核、測評等環節都應該“放在陽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