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1992年，金庸應牛津大學中國研究社之約，撰寫了一篇關于香港回歸的英文文章。那篇文章也成為2005年金庸申讀劍橋大學歷史博士證明其英文水平的文章。金庸的辦公室位于香港北角，落地窗戶面對著維多利亞港灣。在這里，金庸與記者的話題，就是從這篇文章開始的。“我在那篇文章里講到，九七回歸以后，香港的新聞自由可能會受到影響。現在看來，那時做了個錯誤的預測。”金庸呵呵地笑著告訴記者。

　回歸“三怕”終得化解

　　“香港回歸中國，我很高興，但是也怕呀。怕財產被沒收，怕失去自由，也怕沒有新聞自由，當初寫那篇英文文章就是這樣的心態。”當時，為了表達對自由的堅持，金庸還專門為《明報》撰寫社評《香港無寶，自由即寶》。

　　金庸先生的憂慮，大抵也就是當時的社會情緒。1997年7月1日，香港當天出版的各大報紙都用套紅的版面透露著喜氣，但同時，一些報紙字里行間也顯露出微妙復雜的情緒———對即將要到來的新紀元、新生活懷著期待，同時也有不少忐忑，甚至惶恐。

　　那年的金庸雖然已經離開《明報》多年，但他依然為回歸第一日即7月1日出版的報紙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以他的敏銳觀察和睿智提醒并勸諭一些港人。那篇文章(題目是《河水井水互不相犯———寫在回歸第一日》)的大意是，香港回歸、“一國兩制”，中央不以內地的方式強加于香港，而香港一些人也不應該以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內地。

　　1997年那一天，從6月30日午夜到7月1日清晨，在中英兩國香港主權交接儀式舉行的那一刻，金庸坐在自己半山的家中，通過電視觀看那難忘的一刻。那之前，他寫完這篇評論，剛從報社回來。“那晚，下的雨真大，”金庸至今記憶猶新。那一刻，他已經不擔心一覺醒來，香港原有的生活會發生變化：“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已經寫得很清楚，香港的生活方式、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制度基本不變。”

　　彈指十年間。如今，金庸依然居住在香港島的半山豪宅中。那一帶，是社會名流居住的地方。如今，這些社會上層人士依然每天清晨聽鳥兒啾鳴，晚上看一江燈火。在北角的嘉華國際大廈25樓，金庸先生名下的“明河出版社”已經在這里“安營扎寨”14年，金庸先生那著名的海景辦公室，就在出版社里。辦公室窗外，維多利亞海景一覽無遺：大小船只穿梭往來，一派生機。

　十年居四地很方便

　　回歸十年里，金庸主要生活在四個地方：香港、杭州(受聘浙江大學)、倫敦(劍橋求學)和墨爾本(與太太及家人團聚)。雖然依然以香港為主，但不時要做“空中飛人”，每年出出進進香港多次。“有感到不便嗎？”記者問道。“方便、方便，”金庸露出他那孩子般的純真微笑。

　　十年來，環游世界，港人有了更大的自由。

　　今年6月5日，金庸創辦的《明報》刊登文章說，特區護照已經擊敗了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文章說，回歸前，無論是由太平洋小國湯加發出，還是來自中美洲的伯利茲的護照，港人都不放過，只求多一個國籍傍身，“幾萬美元買個安心”。如今，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獲免簽證待遇的國家和地區已經由1997年的48個，上升到目前的134個。

　　2005年6月，英國劍橋大學授予金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向金庸頒授學位的是劍橋大學校長、英國女王的丈夫愛丁堡公爵。金庸說：“當時他問我，回不回中國內地去？回去時有沒有困難，方不方便？我回答，隨時隨地都可以回去，自由出入。”

　鄧公大氣魄“最佩服”

　　記者兩年前曾采訪過金庸先生，他當年一句“鄧公是我最佩服的人”令記者記憶猶新。“在香港走過十年回歸路的今天，您想對小平先生說什么嗎？”記者問。“他是個大英雄，我佩服他的英雄氣概。”金庸答道。

　　談起鄧小平，金庸依然充滿感情：1981年7月18日，金庸在北京首次見到了鄧小平，他是在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得到鄧小平接見的香港新聞界人士。那時香港問題還沒有提出來，金庸說：“但我最直接的感受是，鄧公在思考很多事情，在考慮國家發展的大問題。”“他告訴我，回到香港告訴你的朋友，對他們說不要擔心，生活不會有大改變。”

　　1982年，中英就中國收回香港開始進行磋商。金庸隨后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高度評價“一國兩制”是“一言可為天下法”。之后，他加入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擔任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組長(香港)。20世紀90年代中期，金庸在與日本友人池田大作的對話中稱贊“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偉大構想，反映了中國人的智慧。

　　以金庸為筆名的查良鏞先生首先是一個報人。上世紀60年代，他以一介文人的覺悟開始創辦《明報》。幾十年的努力下，《明報》成為香港特別是知識分子中有影響的大報。1981年，鄧小平首次接見金庸時，提到了香港《明報》。“鄧先生當時直接對我說，你的(《明報》)社評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你不是共產黨員，我是共產黨員，我們的世界觀不同嘛。但大家愛國，希望中國強大，這一基本原則我們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有共同語言。”

　　如今依然擔任香港新聞工作者協會名譽主席的金庸，只要在香港，每天必看《明報》等五六份報紙，他依然在用心觀察這座城市的變化：“香港的新聞自由十年來沒有受到損害，相反，有些濫用了，業界自律不夠。新聞界還是要提倡社會責任。”

  [1]  [2]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