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基本法“很躊躇”

　　金庸告訴記者，1984年，當他受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很躊躇”。那時他是香港《明報》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全面負責報紙的行政和編輯工作，還要親自撰寫社評。“我參加了基本法起草，會不會有損《明報》的獨立報紙形象？”“后來我想，我現(xiàn)在的一切，雖有自己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這一環(huán)境所賜。目前香港面臨困難，她的前景是否光明順利，很大程度上與基本法如何制定有關(guān)。我熟悉香港，這里有我的親人、朋友和那么多的讀者，他們的苦樂憂喜我不能不關(guān)心。”

　　金庸回憶說，基本法的起草過程相當繁復，前后經(jīng)歷大約5年之久。他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制體制小組港方負責人，另一位內(nèi)地負責人是已故北京大學蕭蔚云教授。“我和蕭教授有時有不同意見，也時常交鋒，有一次還當著記者面爭吵起來。但我們可以坦率地交流和辯論。我們之間最后結(jié)為好友。”金庸說，香港基本法的內(nèi)容根據(jù)三大要旨起草：中英聯(lián)合聲明；保持香港的原有制度；保障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政制體制小組負責起草基本法關(guān)于特區(qū)未來政治體制的內(nèi)容，爭議不少。當時，金庸(查良鏞)和著名實業(yè)家查濟民提出了有名的“雙查方案”，希望政制發(fā)展循序漸進，對現(xiàn)行體制不多作改變，“過分激進行不通”。草委中，包括一些香港委員在內(nèi)的大部分人認同他們的觀點。他們的一些意見，在基本法起草中獲得了采納。1997年7月1日，基本法在香港正式實施。

　　1993年3月19日，金庸接受邀請到內(nèi)地參觀訪問。在北京，江澤民會見了他，并與他進行了交談。回到香港后，金庸寫了一篇文章記述這次會見，題目是《北國初春有思》。其中，他寫了4首詩，表達他參加基本法起草的經(jīng)過與感情。

　晚年再深造“好玩兒”

　　金庸的辦公室一面朝向維多利亞港灣，其他幾面墻，落地的書架上擺滿了他在不同時期、不同語言版本的著作。雖然寫武俠小說是金庸先生的“副產(chǎn)品”，但誰也不否認金庸對中國文學的貢獻，他在華人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也許就這些原因，金庸始終是傳媒的“寵兒”。

　　時值香港回歸十周年，就在這最近十多天，就有20多家內(nèi)地和香港的媒體先后采訪金庸先生。對于記者的采訪，金庸總是笑瞇瞇地耐心回答，而且，不厭其煩地為“記者金庸迷”簽名。記者眼見一幕：幾家媒體七八個記者圍著他，每人遞上一本書或者是一疊紙請他簽名，有要求鋼筆寫，有要求用毛筆……金庸來者不拒，有如對待自己家中的孩子。

　　過些時候，金庸還要返回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面對記者采訪，82歲的金庸總是忍不住談他在劍橋的學習生活。“讀書好玩兒”。這是典型的金庸武俠小說語言，說罷，金庸又是開心一笑，兩只眼睛瞇成一對彎。在他看來，終身孜孜不倦以求學問，是人生的一種極大享受。“能透露您的成功之道嗎？”臨別了記者問。“用功，全力以赴，”金庸給出了6個字的答案。

　　獅子山下，維港兩岸，上演了無數(shù)成功的神話。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這些神話將會繼續(xù)。

　　“我堅信，二十年后的世界，一定會比現(xiàn)在變得更為美好，”這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金庸與日本友人池田大作的對話。今天，他依然相信這句話。 　(記者 向劍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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