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反省促發更多動力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的社會運動有了很大發展，香港人參與熱情和參與意識也在增強，是什么力量改變了香港人的“政治冷感”？

　　梁文道：在金融危機之前，香港社會是一個很自大的地方。香港人擁有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不僅比內地好，甚至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好。香港的旅行團去了倫敦，是很看不起的，他們失望——這就英國的首都？房子不高，也很破舊。在香港人的意識中，房子一定要高。看到倫敦街頭的流浪漢，他看不到這些流浪漢有自己的生態；看到墻上有很多涂鴉，不認為這是一種自由表達的東西，而是認為臟。

　　金融危機讓香港重重地摔在地上。韓國的電影打垮了香港電影，甚至泰國反彈也比香港快。有些人就開始反省，他們去讀書、進修、思考，是不是存在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發展是不是有另外一種邏輯？社會政治是不是有另一種面目？大家都在追問。反省成為香港社會轉變的契機。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知識分子在香港社會的成長中起到什么作用？

　　梁文道：香港老百姓很崇拜知識分子，也許他不懂你說什么，但他相信知識。但是知識階層原來是以專才的面目出現，大家很職業，不太關心公共話題。

　　2003年的“非典”對香港的知識階層是個轉折。當時沙田威爾士醫院，有個病房的醫生護士被集體感染，別的醫院的醫生護士都排隊登記就要進入工作。記者問他們為什么？很多人的答案就是：這是我的工作啊。這就是香港人，人情淡漠，但是很專業。

　　非典之后，很多醫生選擇去做公共衛生，這是沒有什么經濟效益的，從前學生們上醫學院就是為了當醫生，收入高。但現在不同了，大家有了不同的價值觀。這對其他專業的知識分子觸動很大，建筑業、律師、甚至會計師行業的專才們，也開始更多的關注社會議題，提出獨立的看法，這是知識分子成熟的開始。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和世界其他城市一樣，都存在貧富分化的問題，在整個社會的發展當中，底層社會如何表達意見？

　　梁文道：2003年到今天，香港所有的重大社會爭論、社會運動都是和城市空間圍繞在一起的。因為城市空間對香港人來說，是最切身，最敏感、最具體的體驗，而公民權益的爭取也是圍繞這些議題產生的。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灣仔地區要拆遷。按照過去的方式，地產商給錢補償，本土居民搬遷就行了。只要補償措施到位，拆遷都會實行的。但是這一次，灣仔舊街的老百姓變了，他們不想搬，給錢也不要，他們的理由是這里有自己熟悉的社區網絡。地產商不會想到這些。街道幾十年鄰居，互相幫助，這種鄰里關系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也無法用金錢補償，于是經濟價值這一次沒有發生作用，老百姓發現了比經濟價值更重要的價值。他們自己找建筑師、規劃師，重新制定了一個市民規劃方案，在不拆散原有社區網絡的情況下，進行建設。

　　這就是公民社會的成長，老百姓開始注意到自己的權益，專業人士也在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配合這樣的社會運動，一種健康的社會價值觀就悄然形成。

　　中國新聞周刊：作為個人，你是如何參與，又有什么體會？

　　梁文道：我自己很大的感受，就是像我這樣“邊緣”的知識分子，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在以前，主流媒體是不愿意拿出版面刊登公共知識分子言論的，他們會請我談電影、談美食，但是不愿意聽我說社會話題。但是這些年，媒體的態度轉變了。我從1988年開始寫文章，差不多寫了20年，直到今天，才獲得了更多的關注，這說明媒體注意到社會情緒的變化。集體反省促使公民社會運動有了更多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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