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CJK統一漢字編碼標準，日本學者認為其強令日本、中國和韓國的漢字統一，會出現問題。因為中日兩國的簡化字也有不少差異，例如“藝”的簡體字在日本是“蕓”，并非“藝”，這就會與漢語的“蕓”相混淆；而日本用的簡體字和中文也有一些是不同的，比如中國的“賣”在日文里是“殼”。而日本的字符集JIS X0208和JISX0212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四】

　　漢字統一編碼 不為人知的內幕

　　“(漢字統一編碼)這個工作做得很艱苦，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矛盾和斗爭，”張軸材告訴《環球》雜志記者，“此間中方的努力從未被公開報道過。但我敢說，這是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密切合作，最有成效的項目之一。”

　　張軸材應該是有一定發言權的。他曾是中日韓聯合研究組(CJK-JRG)的主編兼召集人，是漢字國際編碼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在他的講述中，一些鮮為人知的事件浮出了水面。

　　上世紀80年代末，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為了在網絡上能正確無障礙地傳輸漢字，計算機里處理交換用的漢字代碼需要有一套認同規則。在前全國計算機技術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工程院院士陳力為的支持下，中國建立起一個跨部委的工作組，其工作內容是被列為“七五”攻關項目之一的漢字內碼與數據類型標準化。

　　“我們做著做著就發現原目標設定得太低了，當時代碼的混亂到了很危險的地步，可以說是‘萬碼奔騰’。IBM、DEC、NEC、日立、富士通、AT&T等大公司使用的漢字內碼都不一樣。雖然那時還沒有一個網絡世界，但可以預見到如此發展，這將來會變成阻礙溝通和發展的大問題，”時任工作組副組長的張軸材對當時的憂慮還記憶猶新，“不僅如此，當時臺灣已經流行BIG-5碼，即俗稱的‘大五碼’，大陸則在發展多個GB(國標)字符集標準，兩岸走了不同的道路，這種分歧已不容忽視。”

　　1988年，中國建立了通用國際代碼聯合會(ACCC)。“這個協會完全按國際規則來操作。在漢字問題上，如果中國人內部都不同，還怎么跟別人談，所以首先兩岸要同。雖然當時兩岸形勢復雜，溝通困難，但我們努力跟臺灣方面取得了聯系，問他們是否感興趣。他們表示了高度興趣。這下，統一的基礎就有了。”張軸材回憶說。

　　的確，有了態度的統一，也就有了會談的可能。1989年春節后，大陸和臺灣的代表團在香港碰面了。臺灣方面為首的是有臺灣“IT教父”之稱的宏基董事長施振榮，臺北電腦公會的各大電腦公司，而大陸則去的是國家科委、國家語委、電子部、標準局委等部門的代表。

　　“那時有個非常有意思的場面，雙方都問‘咱們怎么辦’，GB(國標)和BIG-5怎么走到一起呢？我們提議先背靠背討論一下，然后互亮底牌，結果發現想法是一致的，都是要借著ISO(國際標準化組織)漢字編碼的開發，讓它近期成為兩岸交換之標準，遠期成為兩岸共通之標準。”

　　會談結束后，兩岸都有了實際的行動。臺灣把資料都匯總到大陸，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展，把字都揉在一起，進行認同和甄別，并建立多字符集漢字數據庫，同時中方也秘密地把日本和韓國的漢字也納入了多字符集漢字數據庫。

　　1989年，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會議上，中方代表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正式提出中日韓統一編碼的N480提案，并提出了具體方案，引起軒然大波。文字工作者、IT界人士都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在國際上，最強烈反對提案的是日本。韓國基本上不表態。而美國作為許多大工業公司的代表，站在了支持的一方。

　　談到這些往事，張軸材至今對很多人心存感謝：“這是個技術外交與技術開發并行的工作。在ISO會上，每次都吵架，主要是跟日本人辯論。日本代表很強硬，我雖然是初次當發言人，但一點也不膽怯，因為我身后有國家好幾個部委的支持、中文信息學會的支持、團隊的支持、兩岸四地一大批專家的支持，同時還有一批非常有遠見的、在大IT公司任高職的華人的支持，特別要提出的是IBM王學猛、DEC 公司葉三閭、香港ITF的鄭家安、臺北電腦公會的蘇亮、杜全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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