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孟紅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訪華震驚世界。經過雙方最高領導人幾天的緊張會談，訪問取得重大成果，中美兩國恢復正常關系之路有了良好的開端。那個時候，外交工作班子的任務十分繁重。經雙方磋商并同意，以中國外長姬鵬飛和美國國務卿羅杰斯為首的外交班子，商量兩國關系的有關重要問題；副外長喬冠華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研究雙方如何發表公報的問題。這個《中美聯合公報》(下稱《公報》)，也就是后來人們熟知的《上海公報》。

　　相關的外交行動步步緊逼，幕幕精彩。踱步釣魚臺的喬冠華字斟句酌地思考《公報》的措辭，兩位具有學者風度的中美外交家棋逢對手，在臺灣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喬冠華巧用“前景”代替“前提”，終于破解“難題”。孰料半路殺出“程咬金”，羅杰斯竟對《公報》附上修改清單。對此，毛澤東定下基本原則。隨后，周恩來探望羅杰斯……這一重大外交事件著實環環相扣、驚心動魄。

　　其中，喬冠華扮演了功不可沒的重要角色。

　　機智交鋒：集中在對臺灣問題的表述上

　　中國政府為尼克松一行作了精心安排，尼克松總統和夫人盡興地到北京各處參觀，以加深對中國的了解。彼時，喬冠華和基辛格卻留在釣魚臺的國賓館里，對尼克松總統訪華結束后需要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進行逐段、逐句、逐字斟酌。這是中美兩國進行各種會談的最后成果，既十分重要，又頗費心血。

　　喬冠華深知任務的艱巨性。他經常在房間里踱著步，反復思考著各種公報形式和公報措辭、會談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反復及各種關系。

　　《公報》框架于1971年10月雙方已大體商定，一些有爭議的措辭也在那次會談中趨于一致，但是《公報》中最為棘手、最為困難的問題是對臺灣問題的表達。對中方來講，這個問題在1945年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后發表的《開羅宣言》中早已解決，美方也不否認，但要找出雙方均同意的措辭絕非易事。對中方而言，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個涉及根本原則和民族大義的問題上，我方當然不能作出任何退讓。

　　擺在面前的這個棘手難題如何處置，需要很高超的才識、機智和技巧。喬冠華反復思索著雙方的分歧所在——中國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臺灣只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灣前途是中國的內政；美國則說，只在聲明中同意對臺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的觀點不提出異議，同意作如下表達：“美國政府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中國堅持要美國聲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是美國的“希望”；美國卻堅持這是美國的“關心”，而且堅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這是一項具有連續性的義務。中國方面要求美國無條件答應從臺灣撤走全部美軍；美國只肯把撤軍說成是一個目標，即使這樣，美國還堅持要把撤軍和解決臺灣問題及整個亞洲的緊張局勢聯系起來。

　　喬冠華學過哲學，不但邏輯嚴密，思路清晰，而且言辭詼諧幽默，有出色的雄辯才能。他的文章一向以雄辯聞名，在香港、重慶和新中國成立后撰寫的國際政治聲明或文件中，均以此特點打動了眾多的讀者。加之他行文優美，更使他的文章有一種征服讀者的力量。基辛格也非等閑之輩，才識過人，邏輯性強，辯才驚人，談話富有哲理，言簡意賅，使人事后還需多加思索才能明悟其意。

　　在整個談判過程中，喬冠華、基辛格這兩位具有學者風度的外交家展開了激烈爭論，有時甚至面紅耳赤地爭吵起來，意欲讓對方同意自己的觀點。

　　喬冠華引用大量的國內外文件，不屈不撓地捍衛中國的民族利益，指出美國對臺灣問題的措辭必須明確，每一個問題的陳述都不能含糊其辭，還指出美國必須從臺灣撤軍而不僅僅是一個目標，更不能提什么條件，這是會談的基點。基辛格則堅定地捍衛美國的利益和立場。從雙方論點來看，后者雖辯護得確實很出色，但沒有說服人的力量。

　　一陣唇槍舌劍之后，雙方最終提出了各自的措辭。喬冠華提出的措辭是：“美國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將逐步減少并最終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這一措辭很合理，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基辛格卻不同意此番措辭，說：“我希望你們能理解我們的立場，我們把撤軍說成是一個目標。即使這樣，我們仍然堅持將撤軍跟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與緩和整個亞洲形勢聯系起來。”喬冠華說：“但是，這個前提，必須是美國無條件撤軍。”基辛格仍然毫不退讓，說：“這樣做會破壞整個關系，美國公眾輿論是絕不會答應的。”所謂公眾輿論，怎么看都是遁詞，實際上美國是想在改善與中國關系的同時，繼續支持臺灣當局。

　　雙方的談判進行得異常緊張，揮灑自如的喬冠華這時說了幾句俏皮話，尋找一些共同點來緩和一下氣氛。他呷了一口咖啡說：“博士，你出生于德國，我是在德國獲得的學位，從這點上講，我們應該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學上，我喜歡黑格爾，你喜歡康德，這也許是我們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基辛格聽后哈哈大笑起來，剎那間，緊張氣氛一掃而光。之后，他對國務院一位工作人員說：“喬冠華這個人很有才華，不好對付。”

　　到2月25日這天時，已是尼克松總統2月21日到達北京開始談判的第四天，可雙方仍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對方。盡管時間緊迫，雙方仍不急不躁、不緊不慢地繼續在釣魚臺國賓館談判。

　　喬冠華這時提出，只要提到撤出全部美軍，中國就不再反對美國“關心”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基辛格則說，美國堅持撤軍一定要有某種條件，尤其要和平解決臺灣這個問題。雙方仍達不成協議，同意各自向本國領導報告并獲得相應指示后再行談判。

　　當天下午，談判繼續進行。基辛格首先表示：“我們同意把全部撤軍這個最終目標和美國愿意在此期間逐步撤出軍隊這兩個問題分開，而不把它放在一個句子里進行表述。”

　　喬冠華對基辛格的這一說法表示了興趣，他當即開動腦筋思考，想把這一想法的表述向中方靠攏，隨后機敏地說：“我看可不可以作這樣的改動，最好提和平解決的‘前景’，而不用‘前提’，這樣寫，含義似乎更積極些，更顯示出雙方的意見。如果用‘前提’，聽上去好像是華盛頓單方面強加的東西。”

　　喬冠華提出用“前景”而不用“前提”，的確是絕妙的想法。“前景”只是一種愿望，而“前提”則是一種條件，一詞之差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巧妙運用。更有意思的是，喬冠華說：“‘前提’聽上去像是華盛頓單方面強加的東西。”把華盛頓的這一想法既輕松又堅決地擋了回去。喬冠華巧妙地說了一句“這樣寫，含義似乎更積極些”，使美國在感情上沒受傷害，更易接受。

　　從這一點看來，喬冠華果真是一位外交奇才，他巧妙靈活的談判藝術無處不在，這也是喬冠華外交原則的集中表現。

　　基辛格當然知道喬冠華的用意，思索了一下后表示：“這樣改動對美國更有利。”

　　在臺灣問題上的艱難談判終于取得了突破。周恩來總理接著又參加了半小時的文件定稿談判。定稿后，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批準。

　　2月25日晚上11時，對臺灣問題的表述措辭形成以下文字——雙方回顧了中美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嚴重分歧，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臺灣問題是阻礙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關鍵問題；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中國；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制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國方面申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美國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到2月26日凌晨兩點，公報全文全部完成，一項歷史性的公報將問世。5天來喬冠華、基辛格一直全力以赴地推敲，逐字逐句地加以落實，搞得筋疲力盡。這時兩人頓覺如釋重負，都想好好地休息一下，至少睡個好覺。

　　風波乍起：羅杰斯竟對《公報》附上修改清單

　　本來，大家都以為大功告成了，可是天有不測風云。按照計劃，2月26日上午代表團要去杭州。美國國務院的專家們在飛機起飛前，拿到了剛剛打印好的《公報》樣本。這時，未參加討論的專家們開始逐段逐句地挑毛病，認為《公報》不夠完滿。飛機在杭州機場剛停下，國務卿羅杰斯就找到尼克松總統，告知國務院專家們的意見，并附上一份修改清單。

　　他們挑了15處毛病，如“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建議把“所有中國人”改為“中國人”；建議刪去“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一句中的“立場”兩字，等等。

　　尼克松總統原本以為大功已經告成，心情十分舒暢，一看那份修改清單，頓時非常生氣。他想到自己左右為難的政治處境，本來國內保守派就竭力反對他訪華，現在他已批準的《公報》又被挑刺。他身穿睡衣，在杭州賓館的下榻處來回走著，大聲說到：“我批準了，毛澤東也批準了，但現在我們卻要單方面地提出修改……”

　　基辛格博士也覺得十分掃興，說：“全世界都在等著看明天的《上海公報》呢！”他向尼克松建議：“總統，你看是不是吃飯時由我再找喬冠華先生談談如何？”

　　尼克松想了一會兒，無可奈何地說：“亨利，看來也只能如此了，宴會以后你找喬冠華再談談吧。”

　　基辛格按總統的囑咐去找喬冠華，但他又把話說在前面：“這真是難以啟齒啊，如果中國人堅持原來的草案，我們也只得遵守我們的承諾了。”

　　友好豐盛的晚宴結束后，時鐘已指向晚上10點20分。基辛格找到剛剛輕松一下的喬冠華，說有事相商。幽默灑脫的喬冠華此時的心情頗好，就很客氣地對基辛格說：“博士，這時找我有何見教。”

　　基辛格好不容易把自己琢磨好了的話說了出來：“喬先生，在正常情況下，總統一拍板公報就算妥了。但是這一次，如果我們僅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張，還未達到我們的全部目標；我們需要動員公眾輿論來支持我們的方針……”意思很清楚了：還有些問題要商量。

　　這時，滿面笑容的喬冠華頓時感到事情有了變化，于是收斂了笑容，打斷基辛格的話說：“博士先生，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就直說吧！”

　　基辛格又用外交語言道明來意，緩慢地說：“如果喬先生能夠合作，使我們的國務院覺得自己也做出貢獻，這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喬冠華立刻意識到此話的含意，他直截了當地說：“是不是貴國國務院對已經通過的《公報》有意見，要修改？”

　　基辛格無奈點了一下頭，說：“是的，是這個意思。”然后他進一步講了要修改的15處地方。

　　喬冠華不動聲色，但嚴肅地說：“博士先生，貴方的要求的確令人遺憾。中美雙方已經走得很近了，而且中國為照顧美方的愿望，已經作了很多讓步。中方聽說尼克松總統批準了《公報》，昨天晚上我們的政治局也批準了《公報》。現在離《公報》發表還不到24小時，怎么來得及重新討論呢，博士先生？”

　　基辛格不得不和盤托出尼克松總統的為難之處，強調說：“整個對華主動行動有可能成為兩黨之間的爭議問題，到時候不論尼克松總統是否由于這個問題而落選，他的繼任者都可能無法繼續發展華盛頓與北京的關系，希望你們認真考慮美方的要求。”這次，基辛格沒有了外交語言，講的倒是實際情況。

　　喬冠華表態說：“《公報》事情重大，我必須請示周總理。”

　　周總理聽后，臉色顯得嚴峻起來，深思片刻后，說道：“冠華，你說說你的看法。”

　　喬冠華說：“美國人內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們讓步，我們已經做出很多讓步了，他們自己的矛盾讓他們自己解決吧。”

　　周總理用很緩慢的口氣說：“冠華，《公報》的意義不僅僅在它的文字，而且在于它背后無可估量的意義。我們同意修改，但不能放棄應該堅持的原則。這個事情重大，要請示主席。”

　　周恩來當即拿起辦公桌上的電話機，向毛澤東匯報了情況，并得到了指示。他放下電話機后，對喬冠華說：“主席批示說，除了臺灣問題這一部分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還特別強調，任何要修改臺灣部分的企圖，都會影響明天發表《公報》的可能性。”

　　喬冠華立即驅車返回釣魚臺，同基辛格磋商，同意對《公報》中除臺灣部分以外的大多數文字進行修改。

　　清晨兩點的時候，另一個“最后”《公報》草案完成了，并再次提交雙方最高領導人批準。毛澤東接到文本后，仔細研讀并與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認為可以批準，并指出喬冠華較好地完成了任務。

　　這時已是第二天清晨5點。到了上海后，喬冠華和基辛格又花了兩個半小時從頭到尾檢查了新完成的文本，包括標點符號，并作了一些文本上的改動。這就是后來正式公布、至今對推動國際關系變化還有重大意義的《中美聯合公報》。

　　尼克松總統一行到了上海，周恩來總理親自到錦江飯店看望國務卿羅杰斯及其助手們。

　　周總理來到羅杰斯的套房前，只見羅杰斯手下官員正為談判的事發牢騷，見周總理來了，才戛然而止。

　　周總理和羅杰斯親切握手后，說了一番非常得體的話：“國務卿先生，我受毛澤東主席的委托，特地來看望你和國務院的各位先生。這幾年來，貴國國務院做了大量工作，我尤其記得，當我們邀請貴國的乒乓球隊訪華時，貴國駐日本的大使館就英明地開了綠燈，說明你們的外交官很有見地，我們十分贊賞。”

　　周恩來這番不卑不亢的談話，一下子把室內的緊張氣氛一掃而空，羅杰斯的心情頓時輕松起來，國務院其他工作人員臉上也露出喜色。羅杰斯當即也作了一番表態：“總理先生，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請我國乒乓球隊這一步妙棋，真是太漂亮了。這一訪問頓時把兩國多年的疏遠距離拉近了，總理先生真是英明。”房間內的所有人都開心地笑了起來。

　　從2月21日到2月28日，整整一周時間，這是一段非同尋常的日子，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都為尼克松總統一行訪華操勞。待美國總統專機從上海虹橋機場起飛之后，周總理的專機立刻從上海起飛返回北京，向毛澤東主席匯報情況。周恩來說：“尼克松總統高興地走了，他說這是改變了世界的一個星期。”周恩來又說：“尼克松臨走時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國與我們再次相會，他們國務院還提出了一個邀請我們訪美的名單。”毛澤東聽到這里說：“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們怎么去啊？《中美聯合公報》是發表了，路還長哪。”毛澤東的話實在而詼諧，極有遠見，意味深長。

　　正如毛澤東所預見的，從尼克松訪華的1972年直至中美于1978年正式建交，時間又過去了6年多，中美兩國恢復正常關系之路的確很長、很不平坦。但無論如何，中美兩國的大門畢竟是敞開了，實現了國際外交史上歷史性的跨越。很顯然，1972年尼克松訪華及《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在其中起了舉足輕重的奠基作用。其間，喬冠華在與基辛格磋商共同起草《公報》中所付出的心血、所做出的貢獻，有目共睹，令人欽佩。

　　(摘自《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