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好”與“仍然嚴峻”

　　羅哲文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認為，目前我國對于文物保護的情況比過去有很大改觀，總體情況是越來越好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各級領導到社會公眾，大家對于文物保護的意識廣泛提高了；二是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增強，投入到文物保護上的經費大幅提高；三是更先進的技術力量的介入，使得天災等得到了更有效的解決方法。這些因素都在文物保護事業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使我們對于文物的保護工作能夠更上一個臺階。

　　羅哲文先生介紹說，在1961年3月制定實施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中，我國就將“四有”視為文物保護單位最基礎、最重要的工作來做。“四有”就是對于文物要有保護范圍、有標志說明、有專門的保管機構和人員、有記錄檔案數據。1982年，隨著《文物保護法》的頒布實施，文物保護單位的“四有”建設作為各級政府的責任和任務，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下來。今天，缺乏“四有”管理資料的單位將不具備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資格。

　　幾十年來，盡管受經費、技術等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基礎工作仍然不盡完善，但仍是在做著不斷趨于完善的努力的。“四有”是對于文物保護的底線要求，它們的順利達標能夠基本保證文物的安全，這其中更有出于未雨綢繆的憂患思慮。

　　在采訪中，羅哲文先生特別強調了對于文物檔案記錄保存的重要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最特殊的情況下——就是完全被損毀之時，仍然能夠依照存留資料對文物進行修復甚至重建。

　　謝辰生先生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從我國文物保護的現狀看，情況還是比較嚴峻的。特別是古建筑，最大的問題就是“法人違法，違法難究”。他認為，我國對建筑文物的破壞損毀在社會轉型期是最嚴重的，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商業開發行為對北京的古城風貌損壞很大。以前我國擁有100多個有較高保存價值的歷史文化名城，現在保存完好的僅剩麗江、平遙等三四個。他認為，改革開放是我國在經濟發展上面臨的最好的機遇，卻也使我們在文物保護的很多方面開始面臨嚴峻挑戰。

　　謝辰生先生提醒說，從現在到2010年左右，在我國建設突飛猛進的同時，經濟發展與文物保護的矛盾可能會更加尖銳，在這段時間必須要加強文物部門的管理和力量，以保障文物保護工作的順利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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