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組織運作方面，俄羅斯目前的政黨大多沒有嚴密的章程、明確的綱領、健全的組織系統和穩定的群眾基礎，政黨多數比較松散，黨員流動性很大，不能正常開展組織活動，缺乏真正的凝聚力與執行力。以現在的俄羅斯第一大黨——統一俄羅斯黨為例，該黨立黨至今只有短短的8年，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權黨”，亦即依附“政權”而生存發展的黨。許多黨員本身就是當權派，在中央和地方政權機關擔任重要職務，該黨還吸納一大批企業家入黨，可謂非富即貴，具有鮮明的利益結盟特征。2002年，“俄羅斯政治動態研究中心”主任費奧多羅夫在一個座談會上評論說：“統一俄羅斯黨沒有明確的綱領，也沒有社會威望，完全依仗普京；……不是政黨產生領袖，而是領袖決定政黨。一旦情況發生變化，該黨就有可能發生分化，甚至走向衰落。”可謂是道出了該黨的嚴重弊端。

　　在2007年最近一屆的杜馬選舉中，統一俄羅斯黨雖然大勝，成了俄政壇具有壓倒性優勢的第一大黨。但普京與梅德韋杰夫等人的威望才是其獲勝關鍵，政黨本身的動員能力并不讓人信服，況且其內部的派系矛盾也常凸現出來。可以說，該黨的組織、動員能力與中國共產黨相比，存在巨大差距。

　　另外，中俄兩國自然條件、社會、文化上的巨大差別，也讓俄羅斯無法“復制中國模式”。俄高等經濟學院學術院長葉夫根尼·亞辛認為，雖然中國模式被許多俄羅斯人看作樣板，可是中國模式絕對不適合俄羅斯。在他看來，中國模式之所以成功，也要考慮中國的文化因素。他的大致意思是，種植水稻需要精耕細作，傳統的稻谷文化培養了中國人勤勞肯干的特性，而儒家學說又幫助中國人很好地協調了人際關系。俄羅斯文化基本上是一種擴張型文化。地廣人稀、資源豐富的俄羅斯，其發展途徑只能是走創新之路、發現之路，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俄有借鑒　但并非照搬

　　回過頭來再說說綏芬河會議。事實上，統一俄羅斯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兩黨交流并非新聞。早在2007年5月，第一屆中俄政黨論壇就在莫斯科召開過，當時雙方著重就亞太地區戰略安全問題進行了討論。

　　今年6月，中聯部部長王家瑞在北京與統一俄羅斯黨總委會主席團書記、俄羅斯國家杜馬副主席維·沃洛金簽署《中國共產黨與統一俄羅斯黨合作協議》、《中國共產黨與統一俄羅斯黨2009～2011年合作備忘錄》兩項協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還出席了簽字儀式。

　　至于這次綏芬河會議，也遠沒有一些媒體所分析的“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國模式匹敵美國模式”的內容與目的。與會的俄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康斯坦丁·科薩切夫說，這次會議的重點之一，是為統一俄羅斯黨領導人普京10月12日至14日的訪華做鋪墊。

　　科薩切夫還坦誠地說，統一俄羅斯黨要借鑒的不僅是中國的現代化經驗。他說：“我黨對中國黨和國家建設的經驗很感興趣。俄羅斯不應只崇尚西方的民主模式，而否認中國模式不容置疑的優點。”他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高速增長就是中國模式的優勢。科薩切夫認為，在選擇反危機戰略時，俄羅斯也應考慮借鑒中國的經驗。

　　至于中俄政黨論壇，科薩切夫說：“我們準備定期舉行這種會議，每兩年一次。下次會議在俄羅斯舉行，議題可能是現代化和推廣創新技術的問題。雙方都有這方面經驗，有可以借鑒和討論的東西。”

　　由此可見，統一俄羅斯黨對中共的經驗有興趣，但基本上局限于具體事務的具體操作手法上，其目的在于加強自身的組織建設、提高黨的貫徹執行能力、更好更協調地解決問題，而不是照搬照抄，去復制“中國模式”。

　　世上沒有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各國國情千差萬別，不存在“某某模式”適用全球各國的神話，這本是簡單的常識。但中俄一次正常的兩黨交流，竟引起反響頗大的爭論，倒是值得深思。(郝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