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親美”

　　付出三重高昂代價

　　戰后60年，日本的政治外交靠美國“當家”。1960年兩國簽訂新版《美日安全保障條約》，日美軍事同盟由此確立。

　　日本在美國的庇護和扶持下，開始了經濟建設，走上經濟繁榮和社會安定的道路。美國利用在日本的軍事基地，發展在亞太的軍事力量和戰略部署。

　　日美同盟50年以來，美國一直以“保護者”自居，引起日本民眾不滿。自民黨上臺后，一直采取親美政策，希望通過“借船出海”的方式，強化美日同盟關系，從而試圖擺脫日本“政治侏儒”形象，擴大在國際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但長期依賴美日同盟的外交模式，日益顯示了日本處處受制于美國的局限性，更讓日本難擺脫對美國的軍事依賴，“親美”政策使其付出巨大代價。

　　1.政治上，冷戰后日本繼續強化美日同盟關系，這不僅增加了亞太鄰國對日本的疑慮，也阻礙了地區一體化進程。政治上日本無法真正融入亞洲，成為國際社會中的“另類”。日本政界人士和普通民眾多年來追求的目標，就是使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2.經濟上，雖然日本是世界經濟第二大國，但美國一旦認為其威脅到自身利益，就會通過類似1985年“廣場協議”讓日元升值，使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從而形成不了對美國的威脅。日本在美壓力下，自上世紀80年代末人為升值日元，經濟從此一蹶不振，持續時間長達20年。

　　3.民意上，日本民眾對美軍在日濫用“治外法權”難忍受。據日本防務部門提供的資料，1952年至2007年，與駐日美軍有關的事故共發生20萬起，造成日方1076人死亡，但在這些事故中，被送交美軍事法庭的美國人僅1人，受到懲戒處分的僅318人。難怪有日本人慨嘆，日本現在不但是美國的附屬國，就連被占領狀態也還未真正結束。

　　民主黨上臺

　　日美摩擦浮出水面

　　隨著國際時局的變化和日本國內反美情緒高漲，日本開始重新思考向政治大國與軍事大國邁進的“新路徑”。

　　正因為此，小泉時期達頂峰的“從美外交”，在最近幾年來開始向周邊國家的“平衡外交”傾斜。從中曾根康弘要進行“戰后政治總決算”開始，到小澤一郎的“正常國家論”，無一不是對美國統治的挑戰。而安倍時期對中國的“破冰之旅”，福田時期對華、對美“雙車輪”的外交方針，更是對周邊國家“平衡外交”的傾斜。

　　由于日本自民黨奉行“親美”政策，美日矛盾和摩擦一直處在可控制和可協調的范圍內。但民主黨自去年9月上臺后，提出要建立“對等”的美日關系，并將其落實到具體的政策中，使潛伏已久的美日矛盾和摩擦浮出水面。

　　民主黨黨魁鳩山高調提出“平等外交”理念，雖然是為掀翻執政逾半個世紀的自民黨營造政治氣氛，但也有力迎合了日本選民對自民黨政權一貫“親美”的反感心理，在國內也有很強的民意基礎，有利于爭取民眾對新政府的支持率。

　　如此一來，隨著民主黨外交領域的“挺胸抬頭”，美日同盟開始磕絆不斷，原本穩固的美日同盟頻頻出現“裂痕”。類似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停止在印度洋對美軍供油、聲稱伊戰為“錯誤的戰爭”等，都表現了美日同盟的裂痕不斷。

　　幕后

　　維系美日同盟

　　雙方各有所需

　　28日美日就基地搬遷的達成表明，兩國的分歧尚不足以威脅兩國的戰略同盟關系，支撐美日同盟關系的根基依然牢固。

　　日本：

　　美日同盟是外交主軸

　　從日本方面來講，民主黨作為執政黨，必須從整體國家利益出發制定對美政策。

　　日本要想成為政治大國，特別要實現“入常”的夢想，離不開美國的支持；經濟上，典型外向型經濟讓日本對美國市場依賴很大，美國是日本重要的經濟貿易伙伴，要徹底擺脫金融危機、實現經濟復蘇和發展，離不開美國市場。

　　在外交安全領域，朝核威脅不斷增長、日俄領土爭端依然存在，維持與美在安全方面的緊密合作是民主黨政府最現實的選擇。另外，要達到遏制周邊國家的崛起，以及保護日本“海上生命線”，還都要依托日美同盟。

　　在國內，美國影響至深、無處不在，美日同盟在日本國內有深厚的民意基礎。民主黨必須處理好美日關系，否則將面臨政治風險。

　　具體到沖繩來說，當地人在情感上對美軍充滿了矛盾。盡管美軍劣跡斑斑，但美軍基地給當地提供了就業和收入，還幫助保留了美麗的自然環境，沒有給沖繩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當地很多人靠把土地出租給美軍基地，換取租金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