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撰文剖析：國際法視野下的中日釣魚島爭端(2)

　　國際法上先占的“客體只限于不屬于任何國家的土地”。這種無主地,乃是未經其他國家占領或其他國家放棄的土地。事實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從明朝時起便由中國政府作為海上防區確立了統治權，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盡管這些島嶼因環境險惡，無人定居，只有漁民季節性居住，但無人島并非無主島。釣魚島不是無主地而是中國的領土，日本朝野對此心知肚明，日本政府的官方檔案以及官員的公文、信件，皆記載和證明了這一點。如，當時的日本外務卿井上馨在給內務卿山縣有朋的答復，明確言及這些島嶼已被清國命名，日本政府的覬覦之心“已屢遭清政府之警示” 。釣魚島既不是無主地，日本對釣魚島也不存在什么“先占”。“不法行為不產生合法權利”是基本的國際法原則，日本的所謂“先占”是惡意的、非法的，是不成立的，不能產生國際法上的先占的法律效力。

　　日本的另一依據是所謂“長期連續的有效治理”，通過所謂“時效”取得對釣魚島的主權。

　　國際法上所謂領土的“時效取得”，一直是極具爭議的問題。反對論者完全否認時效作為一種領土取得方式的合法性，認為這種說法“徒然供擴張主義的國家利用作霸占別國領土的法律論據。” 肯定論者則將時效認作一種領土取得方式，是指“在足夠長的一個時期內對于一塊土地連續地和不受干擾地行使主權，以致在歷史發展的影響下造成一種一般信念，認為事務現狀是符合國際秩序的，因而取得該土地的主權。” 國際司法實踐從未明確肯定過“時效”是一種獨立的領土取得方式。至于“足夠長的一個時期”究竟有多長，國際法并無50年或100年的定論。

　　姑且不論“時效取得”的合法性，僅就其關鍵要素而言，不論中國中央政府還是臺灣地方當局，在中國擁有釣魚島主權和反對日本竊取釣魚島的問題上，長期以來都是非常堅定、明確和一致的。對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島設置燈塔、日本政府將燈塔“收歸國有”和從所謂釣魚島土地民間擁有者手中有償“租借”，以及日本政府向聯合國提交標注有釣魚島領海基線的海圖等官方行為和官方支持的民間活動，都進行了抗議，特別是外交抗議。日本對釣魚島的侵占，不論時間的長短，都不能取得合法的權利。

　　三、日美協定不能賦予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作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了日本的領土范圍。1943年12月中、美、英《開羅宣言》規定，三國的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的一切島嶼，務使日本將所竊取于中國的領土歸還中國。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的其他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

　　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不僅再次確認《開羅宣言》的上述規定必將實施，更將日本的主權“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1946年1月29日，《聯合國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67號》明確規定了日本版圖的范圍，即“日本的四個主要島嶼(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及包括對馬諸島、北緯30度以南的琉球諸島的約1000個鄰近小島”。《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確定的日本領土范圍是明確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釣魚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