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經驗提示：中國或需要獨創一套全新道路(2)

　　后發大國的難題

　　其一，“危險地帶”。從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上半葉德國和日本的崛起中，可以注意一個問題，那就是所謂的“危險地帶”。這一概念最早來源于19世紀后期德國的決策層。他們在論證如何在海軍方面趕超英國時發現，后發的德國一旦啟動海軍發展，將會面臨一個漫長的“危險地帶”，在此期間，德國海軍的迅速發展將會刺激英國，而德國海軍的規模又尚不足以與英國海軍相抗衡，這將使德國海軍陷入危險的境地。

　　如果將這一概念拓展至綜合國力的對比，就會發現，在后發國家趕超當時的頭號國家時，往往會出現一個“危險地帶”，此時，后發國家國力的迅速發展已經刺激了頭號國家，但尚未能夠改變舊秩序或取代頭號國家。在此期間，頭號國家通常會想方設法阻止后發國家的發展。歷史帶給我們的問題是，在這一“危險地帶”，后發國家應當如何處理與頭號國家之間的關系？應當如何迅速而安全地通過這一“危險地帶”？

　　其二，周邊關系。對于后發國家而言，周邊關系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頭號國家在成為“頭號國家”的過程中，往往與后發國家的周邊國家有各種各樣的合作，例如同盟或傳統友好關系等。那么，后發國家在追趕頭號國家時，該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在此方面，“一戰”前的德國實際上是典型的失敗案例。在19世紀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在俾斯麥的精心運籌下，德國維持了與周邊國家相對平衡的關系，最起碼能夠做到不同時與多個大國為敵。俾斯麥充分注意到給對手留下“后路”和“生存空間”，注意不給德國樹立“死敵”。因此，盡管新興的普魯士當時陸續進行了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但并沒有在歐洲陷入孤立。甚至直至1905年，德國與俄羅斯還一度簽訂過同盟條約。

　　但是，由于后來外交政策的失敗，至“一戰”前，德國已同時與三個周邊國家為敵，其中一個是當時的世界頭號強國英國，另外兩個則是歐洲除德國以外最強的國家——法國和俄國。而且，法國和俄國分別位于德國的東西兩翼，使德國陷入了極為被動的地緣窘境。在“一戰”期間，盡管德國依托強有力的鐵路運輸，以有限兵力維持兩線作戰，但其最后失敗卻在很大程度上于開戰時就已注定了。

　　類似的國家還有日本。實際上，日本自明治維新后至“二戰”戰敗期間，始終未能解決與周邊國家關系問題。當然，這也是其對外殖民擴張政策的需要造成的。這一問題給日本造成的深刻影響甚至一直延續至今。

　　而“二戰”后的蘇聯也是未能處理好周邊關系的案例。蘇聯在地緣上主要有西方、南方和東方三個方向，在西方，蘇聯在東歐建立了衛星國體系，這種體系并不是平等的，而是以蘇聯為“家長”的秩序，這種體系顯然是難以持久的；在南方，蘇聯“伸手”過長，最終陷入了阿富汗的泥潭；而在東方，蘇聯未能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這使其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既要在歐洲保持軍事高壓，又不得不在對華方向投入相當資源，在地緣政策上是極為失敗的。

　　其三，競爭方式的選擇。在大國崛起的過程中，在后發國家追趕頭號國家的過程中，如何選擇競爭手段，是和平競賽，還是軍備競賽，或是戰爭？如果是戰爭，是直接戰爭，還是代理人戰爭？美國與英國交替占據頭號國家位置期間，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和平競賽實現的。美國綜合國力的崛起實際上始于南北戰爭之后，但直至20世紀初，美國始終未明顯挑戰英國的全球霸權。這約半個世紀的和平競賽，為美國后來利用兩次世界大戰機會登上霸主地位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列強之間的競爭往往體現為軍備競賽，其中海軍的造艦競賽是典型案例。由于財政、工業和技術能力不同，各國承擔軍備競賽的能力不同，軍備競賽確實可以淘汰一些對手。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英德海軍競賽中，英國不僅保證了自己的海軍優勢，還迫使德國在海軍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在“一戰”中，德國耗費巨資打造的大艦隊作用有限，如果將這些資源中的一部分用于地面力量，也許作為關鍵之戰的馬恩河等戰役結果就會不同，而“一戰”的進程也會大不一樣。

　　在美蘇之間，競爭的方式更為直接，那就是和平競賽、軍備競賽和代理人戰爭。在和平競賽中，美國通過20世紀60年代之后的高速發展，成功地在民眾生活水平上甩開了蘇聯。在軍備競賽中，雙方基本上平分秋色，均投入巨大。而在代理人戰爭中，美國、蘇聯分別在越南和阿富汗栽了跟頭，而使對手獲益。其中經驗值得體會。

　　在部分情況下，后發的崛起國家與頭號國家也會發生直接沖突，例如“一戰”中的英德兩國。但實際上，后發的崛起國家都會避免在實力達到一定程度之前主動尋釁。而掌握既有世界秩序的頭號國家，往往卻會用各種方式迫使或引誘后發國家走向條件并不成熟的戰爭。這是每一個后發的崛起國家都必然面臨和必須應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