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經驗提示：中國或需要獨創一套全新道路(3)

　　大國手中的“雙刃劍”

　　結盟是國際關系中的傳統現象。但對于正在崛起或已經崛起的大國而言，結盟往往是一柄“雙刃劍”。

　　無疑，結盟可以加強己方的實力，削弱對方的實力。通過結盟，一國可以獲得更多軍事力量的幫助、更多的資源、關鍵性的海峽和運河、從另一方向對于對手的牽制、更多的國際支持等益處。這也是為什么諸多國家一直都對“結盟”這一手段趨之若鶩的原因。

　　然而，結盟也有硬幣的另一面。例如，如果一個大國與另一個國家結盟，意味著兩國因另一方而卷入戰爭的機會更大。“一戰”的爆發，雖然有其深層次的根本原因，但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同盟國與協約國兩個同盟集團事先結成了復雜的盟約關系，致使薩拉熱窩事件發生后，雙方均無法避免啟動總動員及宣戰程序。根據美國學者杰克·萊維(JackS.Levy)的分析，在過去5個世紀組成的117個軍事同盟中，有70%的同盟在組成5年之內就有成員國參與戰爭(16世紀為100%，17世紀為56%，18世紀為67%，19世紀為28%，20世紀為87%)。這說明，同盟確實使戰爭更為頻繁。

　　又如，選擇結盟對象極為重要。在選擇結盟對象和訂立盟約時，至少要注意以下問題：其一，結盟帶來的總體收益應當大于己方為結盟付出的成本。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均選擇意大利作為盟友，但并沒有獲得事先期待的效果。在“一戰”中，意大利在看到德國未能在戰爭初期擊倒法國后，即于1915年轉向協約國陣營，給德國和奧匈帝國在南線造成了相當大的麻煩。在“二戰”中，墨索里尼政權統治的意大利雖然十分賣力，但其貧弱的作戰能力未能幫助軸心國在地中海確立優勢。意大利甚至始終未能拿下距離西西里島不足100公里的馬耳他，這使得英國方面一直得以維持地中海航線，并勉力支撐北非戰局；同時又造成德國在對蘇作戰最關鍵的時期不得不分兵北非，分散和損失了大量資源。

　　其二，應當避免己方由于同盟關系而陷入不必要的麻煩甚至戰爭，這對于大國而言特別重要。例如，如果一個大國與小國訂立十分明確的攻守同盟，有時反而會助長小國在對外政策上的強硬姿態，這將造成大國被小國盟友拖入戰爭的風險增加。另外，明確的同盟關系一旦建立，將使大國背負相應的責任和義務，這往往會減少大國在國際關系中的回旋空間。

　　在此方面，美國有過不少教訓，因此也有一些經驗。因此人們可以看到，今天美國結盟時，力圖在同盟關系中為自己留下最大的回旋余地和空間，在各種文件中往往留下最充分的解釋余地。例如在釣魚島問題上，美國的解釋是釣魚島施政權屬于日本，因此適用于《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但在主權問題上美國又“不選邊”。這使美國既能避免為日本的冒險行為“背書”，防止被日本無端拖入與中國的沖突；又能繼續保留在此問題上的存在感與發言權，為自己留下利用這一問題的“抓手”。同樣，在南海問題上，美國一方面在慫恿和鼓動個別國家對華對抗，但同時又不會作出任何明確的承諾，更要避免陷入責任明確的同盟關系。

　　總之，結盟是一種重要的戰略選擇，也是在大國崛起過程中的常用手段。但是，在論證和使用這種方式時，必須十分清醒并非常充分地考慮結盟帶來的正反兩個方面的效應，避免為“雙刃劍”所傷。

　　不一定要戰爭

　　西方有一種觀點認為：戰爭是大國崛起的“試金石”。那么，歷史確實是這樣的么？從過去大國崛起的歷史看，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卻不全面。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以對美洲和非洲的殖民戰爭起家的，其崛起直接源于戰爭。但由于其并未將財富轉化為產業和軍事能力，在其后的戰爭中輸給了荷蘭和英國。

　　德國和日本在此問題上有共同點：它們均是在關鍵性的戰爭中完成崛起的，比如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之于德國，以及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于日本。但是，它們過于追求戰爭手段，因此后來分別負于關鍵性的大戰。戰后，德國和日本迅速恢復和發展，成為了世界重要的經濟大國。但是，這是以它們放棄“爭霸”目標為前提的。

　　英國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戰爭。其中，在反拿破侖戰爭中的勝利，使英國進入了其后長達約一個世紀時間的巔峰時期。但值得深思的是，在“一戰”和“二戰”中，英國雖然打贏了戰爭，但卻失去了帝國和頭號國家的地位。特別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戰間期”，英國并沒有有效利用戰爭成果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國際體系，反而在“國聯”和對德外交問題上屢屢出現昏招，不僅在結果上加速了“二戰”的爆發，還直接造成了戰后整個舊帝國體系的解體。

　　蘇聯在“二戰”中是對德作戰的主戰場，其在“二戰”中的勝利也是其戰后地位的重要基礎，是其成為世界兩強之一的起點。但是，蘇聯的最終失敗，也與戰爭密切相關：長期的、高強度的戰爭準備和軍備競賽，不僅成為蘇聯國家建設的核心內容，而且反過來影響了蘇聯的國家整體發展，使蘇聯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呈現明顯的“戰時”或“戰備”色彩，損害了經濟活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壓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蘇聯后期，阿富汗戰爭的久拖不決，又成為壓倒整個聯盟的最后幾根稻草之一。客觀地說，蘇聯在“二戰”后直接參與的戰爭并不頻繁。但其最終解體又與“打仗”這件事情息息相關。其中的教訓值得思考。

　　美國走上巔峰的契機無疑是兩次世界大戰。在這期間，美國依托遠離歐洲中心的地緣優勢和迅速增長的綜合國力，成功地在兩次大戰的前半期置身事外，并在后半期尋機加入戰爭并一舉決定戰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戰后力爭實現有利于自身的長期機制安排。這種嘗試在“一戰”后因英法主導國聯而失敗，并在美國造成了一定的孤立主義傾向。但在“二戰”后卻以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而獲得成功。在對待戰爭特別是對大國戰爭的問題上，美國相對來說是較為謹慎的。但是，從歷史上可以看出，美國對局部戰爭的態度似乎并不謹慎，這使其在越南戰爭中遭受了重大挫折，險些動搖冷戰全局。進入本世紀后，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對其綜合國力和世界地位也造成了重要影響。可以說，美國在“大戰”問題上處理得較為成功，但卻多次因局部戰爭而影響全局，這種頗具戲劇性的歷史現象很可能還會持續下去。

　　綜上所述，從歷史看，大國崛起的經驗和教訓極為豐富，其中存在規律性現象，但又并無一定之規。工業革命以后，人類社會的發展相對于傳統社會獲得了極大加速，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速度明顯加快。很多過去時代的規律，在今天也許不再適用。但同時，很多歷史經驗和教訓今天也許仍能作為人們思考現實問題時的精神營養。中國今天面臨的道路，不可能照搬照抄某一個過去大國，甚至可能需要獨創一套全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