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4日下午2點，北京市大興區法院正在舉行一個農民工領取欠薪的儀式。郭增光代表被欠薪的68個農民工，從法官手中接過了包工頭曲文坡支付的3萬元工錢。

　　現場來了很多記者。一個女記者把錄音筆遞到郭增光嘴邊，問道：“你對今天的結果滿意嗎？”

　　“不滿意！”郭增光回答得很干脆。

　　這個回答顯然出乎記者的意料。她愣了愣，又問：“那你對執法滿意嗎？”

　　“這個……差不多吧。”郭增光想了想，把下半句話咽了回去：“這本來就是他們該做的，有啥好往臉上貼金的。”

　　郭增光“一肚子怨氣”。他奔波了整整5年，才討回這筆原本屬于他們的血汗錢。這場曠日持久的討薪，耗盡了他幾乎所有的時間和精力，換來的只是這樣幾個數字：在68名農民工中，最多的郭增光，討回639元，最少的一人，僅174元。

　　隨后發生的一個小插曲，為這個故事留下了一個饒有意味的注腳：當郭增光把討回的600元工錢存進銀行時，驗鈔機查出，其中一張100元是假鈔。

　　你們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多的是人等著呢

　　33歲的郭增光，家住河北省保定市淶水縣石亭鎮東龍泉村，從1992年外出打工至今已有14個年頭。如果不是最近5年耗費在討薪路上，他為自己描繪的“美景”差不多就伸手可及了。

　　1999年，郭增光是北京西站站臺改造工地上的一個小工長，在那個北京市職工人均月收入僅千元出頭的年份里，他一個月能拿到1700元錢。在村子里，“能把BP機、手機和摩托車都湊齊的”，他是第三個。

　　2000年，郭增光娶了鄰村“公認最漂亮的姑娘”。他夢想著，再好好干幾年，到35歲之前，成立一個自己的施工隊。

　　2001年10月，一個叫曲文坡的包工頭，打著河北省定州市某建筑公司的名義，到村里招工。村里的人公認郭增光見過世面，推選他去談判。如果工錢合適，就讓他當頭兒，帶領大伙兒出去“闖世界”。

　　曲文坡給出的工錢是，大工每天40元，小工30元。郭增光掂量了一下價錢，雖不算多，但還是答應了。

　　出門那天，一個工友興奮地對郭增光說：“老郭，多謝你啊。今年能過個好年了！”

　　但郭增光怎么也想不到，從帶著68個工友邁進曲文坡在北京的工地那天起，他的生活就“全亂套了”。

　　“我從來沒有見過條件那么差的工地。”郭增光回憶說。

　　按建筑工地行規，農民工的伙食費通常由包工頭承包：先確定每天的伙食標準，然后再從工資里扣除。曲文坡給的伙食標準是，每人每天5元。

　　由于干的是重體力勞動，工人們的食量大得驚人。“一斤三個的饅頭，多數人一頓能吃四五個。”郭增光說，“我們打工的，從不指望吃好，管飽就行。”

　　但在曲文坡的工地上，這個起碼的要求都不能滿足。據郭增光回憶，剛來的那幾天早上，喝的是稀得見底的咸菜粥，中午和晚上送來的饅頭和白菜湯，“量很少，根本吃不飽”。郭增光反映了好幾次，情況也未能改善。

　　安全也沒有保障：腳手架上沒有防止高空墜物的安全網。郭增光曾好幾次親眼目睹，一塊塊的磚頭從空中掉下，在正干活的工友身邊砸下一個個坑。

　　更要命的是，在這個工地上，安全帽都是稀罕的東西，“只有曲文坡和幾個穿西服的人戴過”。

　　有個工友施工時，左手虎口不慎被電鋸拉出一個五六厘米長、3厘米深的口子，血“呼呼”地往外涌，眾人手忙腳亂拿著毛巾捂傷口，可沒一會兒就被血浸透。有個工友拿著杯子在下面接著，“不到半分鐘，血就灌了滿滿一杯”。

　　傷者被送往醫院，醫生開出一張600元的藥單。郭增光連忙給曲文坡打電話。

　　“那么多人，我哪兒管得過來。你們自己不小心，就得自己想辦法！”曲文坡說罷就掛了電話。郭增光再打，手機關了。

　　沒辦法，十多個工友翻遍口袋，好不容易湊齊了這筆錢。

　　回到工地后，郭增光越想越不是滋味：“吃也吃不飽，安全沒保證，在這兒干下去，能拿到工錢嗎？”

　　次日一開工，他找到曲文坡商量：“曲老板，這么多人，咱們簽個合同吧。”

　　“什么？合同？”曲文坡有些詫異，但他轉而露出笑臉，拍拍郭增光的肩膀說，“老郭，放心，都是河北老鄉，我不會坑你們的。”

　　郭增光還是不放心。接下來幾天，他不斷找曲文坡，還是要求簽一份用工合同，“前前后后找了不下10趟”，但曲文坡卻以各種理由敷衍。

　　有一次，曲文坡似乎被逼急了，他對著這個“破壞行規”的刺兒頭一陣怒罵：“哪家工地簽合同？你們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多的是人等著呢！”

　　警察們連吼帶叫，押著60多個民工回了派出所

　　郭增光交涉失敗的消息，在工友中間慢慢傳開來。眼瞅著可能拿不到工錢，60多個農民工的想法出現了分歧。

　　有4人當天晚上就收拾工具，離開了工地；有些人則勸郭增光：“算了算了，簽啥合同，忍忍吧”；還有人主張：“揍他，看他還敢不敢不給錢。”

　　“老郭，都是河北老鄉，這么著就把工程停下來，不大好吧？”看著工程完全停了下來，曲文坡主動找到郭增光商量。

　　“曲老板，簽個合同，大家就會安心干活了。”

　　“嗨，老郭，你跟著他們鬧什么鬧，我和你一個人簽不就得了嗎？”

　　郭增光火了：“曲老板，我把人帶出來的，我就得負責到底！”

　　“那咱們就走著瞧。”曲文坡甩下這句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工地上突然來了幾輛警車。警察們連吼帶叫，指揮著60多個農民工排成一列縱隊，押往派出所。路上有許多行人圍觀調笑，郭增光走在隊伍中間，臉臊得通紅。

　　到了派出所，警察才告訴郭增光，有人打電話來舉報，說郭增光他們沒辦暫住證。

　　“在老板那登記了，他不給辦，說得花錢。”

　　“那就叫你們老板來！”

　　郭增光硬著頭皮撥通了曲文坡的電話。“我知道，我正在想辦法把你們弄出來呢。”說罷，曲文坡掛斷了電話。郭增光再打，對方關機了。

　　“我×，說不準就是這王八蛋把我們舉報的。”一個工友罵道。此時，他們人挨著人，被關在派出所后面的小院里，已餓了一整天。

　　晚上，餓急眼的工友們一商量，排成一排往外沖，值班警察作勢擋了擋，見擋不住，就任由他們去了。

　　“這個工地是怎么也干不下去了。”回到工地，郭增光找了四個幫手，算出了60多個人20多天的工錢，總計33735元。他拿著單子，找到了曲文坡。

　　“哎呀老郭，我手頭緊，一時周轉不開，年前我一定把錢給大家。”曲文坡看也不看單子說。幾天后，他的工地上又來了一批農民工。

　　在和曲文坡達成口頭協議之后，2001年11月6日，郭增光和工友們踏上了返鄉的路程。此時，他們離家還不到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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