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的權益保障存在著一系列漏洞

　　一個偶然機會，郭增光被介紹到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聽過他的討薪遭遇后，該中心主任佟麗華當即決定為他提供法律援助。

　　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師時福茂，被指定為郭增光一案的援助律師。在他看來，“從這個案子，可以看出政府在保障農民工權益時存在的一系列漏洞”。

　　這個位于北京市豐臺區的工作站，成立于2005年，它是由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和致誠律師事務所聯合組成，專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機構。

　　一年多來，這個工作站總計受理了940起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并為1905個農民工追討回工資570多萬元。在這個20多平方米的工作站里，掛滿了欠薪農民工送來的錦旗，其中最多的一面，有172個農民工的名字。

　　但這個數字，與中國社會龐大的欠薪農民工群體相比，無疑是滄海一粟。據工作站的一份調查，有三分之二的農民工被欠薪后會選擇忍氣吞聲，近三分之一的農民工會選擇暴力解決，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農民工，才會選擇司法援助。

　　另據調查，勞動監察部門，往往是農民工權益被侵害后最先求助的部門，但在工作站提供援助的1049件案件中，經過勞動監察部門將工資討回來的只有17件，只占到總數的1.6%。

　　一位法律專家指出，勞動監察沒能發揮應有作用，一個重要原因是監察人員的數量嚴重不足。以北京市為例，某些區的外來農民工達到上百萬人，但勞動監察人員不過二三十人。除此之外，部分工作人員不負責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據工作站的一位律師透露，在他援助過的一起工傷案件中，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竟要求這名農民工，把工傷發生經過，以Word文檔形式存入軟盤交給他。

　　更有甚者，這個律師帶著被欠薪的農民工到某勞動局請求幫助，一個副局長竟然當著他們的面，在電話里對包工頭說：“把錢給他們點吧，先把他們打發走算了。”

　　“由于包工頭的存在，使農民工的維權途徑變得更加曲折。”時福茂說，“農民工本應與用人單位直接簽訂勞動合同，但現實中，他們往往都直接跟‘包工頭’干活。發生勞動爭議后，勞動監察部門會認定農民工與“包工頭”之間是雇傭關系而非勞動關系，不予受理。而法院通常又認為，勞動爭議必須先由勞動監察部門仲裁。這樣，農民工就成了皮球，被兩頭踢來踢去。”

　　郭增光曾一再陷入這種尷尬境地。在幾年的維權中，幾個相關的勞動監察部門都認定，他和曲文坡之間的債務關系屬于經濟糾紛，勞動部門管理就是越權。

　　為了讓某勞動監察部門出具一份書面答復，作為起訴曲文坡的仲裁依據，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時福茂總共去了這個勞動監察部門7次，才得到一份“不屬于《勞動法》調整范圍，不予受理”的《告知書》。

　　與此同時，2004年1月13日,郭增光在北京豐臺區的某個工地找到了曲文波。坐在辦公室真皮座椅上的曲文坡，斜著眼瞥向郭增光，問：“你找我干嘛來了？你不是告我去了嗎？”

　　“是啊，勞動局說了，要我再找你好好談談，別把事情鬧得太僵。”郭增光只好陪著笑臉。

　　“好吧，我給錢，不過我說多少就多少。”曲文坡拿出計算器，邊算邊說：工程質量出了問題，得扣幾千；工地東西丟了，還得扣幾千；再扣去辦暫住證和伙食費用，郭增光倒欠曲文坡2000多元。

　　“不過我不和你計較這些，這錢就到此為止吧。”曲文坡笑道，“你現在這么慘，還和我斗什么呀？”

　　郭增光氣得渾身發抖，他指著曲文坡，大聲喊道：“我不會妥協的！我要和你斗到底！”

　　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為啥就這么難

　　2005年5月23日，在搜集了相關證據后，時福茂律師和郭增光來到北京市某法院，對曲文坡提起民事訴訟。

　　該法院同意受理該案，但同時提出，郭增光等68人要分別起訴，分別立案。這意味著，68個人每人要準備3份起訴狀，備好身份證復印件，以及每人一份相同的證據。

　　如果按照68個案件受理，每個案件50元受理費總計就是3400元,這筆開支，郭增光早已無力交納。時福茂向法院申請減免，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他，必須每人提交一份減免訴訟費申請書和一份戶口所在地村委會出具的經濟困難證明。

　　在準備了厚達680頁的訴訟材料后，2005年12月15日，法院判決，由被告曲文坡支付郭增光等人的工資款。郭增光終于長出了一口氣。

　　然而判決宣布后，曲文坡的手機停機，原先的家也已拆遷。找不到人，法院無法執行。判決書又成了一張空文。

　　直到今年9月，在老家打零工的郭增光獲悉，一個住在50里外的村里的人，和曲文坡常有生意來往。郭增光連夜趕去，懇請那人說出曲文坡的下落。

　　“我要好處費！”那人開口向郭增光要3000元。郭增光好說歹說，遞給他1000元。那人翻來覆去數了三四遍，把錢揣進兜里，給了郭增光一個手機號和曲文坡所在的工地地址。

　　10月18日，時福茂到法院申請強制執行。25日，法院通知郭增光，已經找到曲文坡，并扣押了他的機動車行駛證。曲文坡答應支付3萬元，以執行和解的方式結案。郭增光同意。

　　11月6日，曲文坡開著輛黑色捷達車來到法院。他“夾著個公文包，一身黑色西裝，皮鞋擦得锃亮”。

　　“郭增光，你來啦。”見到郭增光，曲文坡抬手打了個招呼。

　　“你們來啦？你現在好吧？”郭增光回問道。

　　“好得很！”曲文坡說著“露出志滿意得的笑容”，與郭增光擦肩而過，上樓還錢去了。

　　第二天，郭增光特意趕回老家，將這一幕告訴了在家的工友。工友們感到這是個“奇跡”，“這么多年，還沒聽說過誰被欠了錢還能要回來的。”

　　“老郭，你說曲文坡會不會安排了人，一出法院又給我們把錢搶回去啊？”還有人表示出這樣的擔心。

　　郭增光聽著，覺得鼻子一陣陣發酸。

　　“有人說農民工不懂法，所以討不回薪。可我把法背得滾瓜爛熟，有律師幫助，又有確鑿證據，還是費了這么多周折。”郭增光不解地問，“你說說，我們要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為啥就這么難？”

　　誰來支付這筆巨額的討薪成本

　　11月22日，農歷小雪，北京迎來入冬以來氣溫最低的一天。

　　郭增光又重新開始他在北京的打工生活。這是一個學校禮堂的改建工程，工程量不大，20多個工友同住在工地邊臨時搭起的工棚里，10多平方米的地兒，搭成簡陋的上下鋪，睡覺時頭頂著腳。穿堂風刮在人臉上，像刀子割一樣。

　　工棚邊的水龍頭“嘩嘩”淌著水。一個工友剛用它沖過涼水澡，另一個工友開始洗衣服。

　　“工頭說，過些天等真正凍了，他就給我們買臺電暖氣。”郭增光對眼下的居住條件還算滿意。他住過條件最差的工棚，是一個剛完工的地下車庫，工地上的積水離他的床沿只有幾厘米，上面飄浮著下水道的排泄物。

　　在北京呆了10多年，郭增光參與建設的樓盤不下40座，但他依舊棲身在這樣一個簡陋的工棚里，一只30瓦的燈泡散發著昏黃的幽光。抬眼望去，周圍的高樓燈火通明。

　　這幾年，郭增光家僅有的儲蓄，都代曲文坡還了工錢，還欠了一屁股債，全家開支降到了最低點。他穿著一件暗灰色的薄夾克，是地攤上買的，只花了25元。兩條袖子磨得已看不出顏色，打滿了補丁。

　　原先那把牙刷，他用了三四年，一直沒舍得換。妻子不知道從哪兒聽說，一把牙刷只能用3個月，便花3元錢給他買了把新的，順帶還買了個搪瓷杯子。這是幾年來他家唯一添置的新物件。

　　郭增光說，他想把這些年的親身經過，寫成一篇紀實文學，題目就叫《誰是贏家？》。

　　“工友、律師、政府部門，法院，誰是贏家？”他望著夜空長嘆，“沒有！只有曲文坡是贏家。”

　　5年來，為了討薪，他找過曲文坡40多次，先后登門勞動監察大隊14次，區法院11次,市中院3次。他還去過市政府、人大、建委、勞動局，以及農業部、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十多個部門。

　　從河北老家到北京，他共往返100多趟，每次僅車票就是70多元。他自己算了一筆賬，為討回屬于自己的600多元欠款，他直接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用餐費，累計達7000多元。

　　這還不算援助律師所花費的成本。為幫助郭增光討回工錢，時福茂律師直接支付的交通費、餐飲費、住宿費、復印費等共計1900多元。僅是68個工友每人三份的訴狀，每份7頁，摞起來就是厚厚的一疊，“這也都是錢啊！”

　　據全國總工會的不完全統計，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國進城務工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約有1000億元。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調查結論是：為索回這1000億元欠薪，整個社會需要付出至少3000億元的成本。

　　由于和曲文坡打官司，前些年，北京的包工頭沒人敢雇郭增光，甚至在縣里他也呆不下去，只好在鄉里打點零工，每月僅有五六百元，卻還常被欠著。

　　眼下這工頭，給他開的價是一天40元，依舊是口頭承諾，沒有合同。

　　“你就不怕他也欠你嗎？”記者問。

　　“怕，可哪兒不是這樣，我有什么辦法？”他嘆了口氣，“唉，有活干，就總還有希望；不干，就是死路一條。”

　　上月中旬，郭增光的妻子也來北京打工，給一戶人家帶孩子。雖然到北京20多天了，可夫妻倆只見過一面。據說，雇主對她很滿意。

　　“這是個好兆頭。”妻子來的那天，“以往從不信邪”的郭增光，特意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先生說，我這幾年命里注定走背字，明年稍微好些，后年就能徹底翻身了。”

　　在郭增光身后，是車水馬龍的北京街頭。不遠處一座豪華商場門口，立著一尊三人多高的石獅子，身上刻著“百世太平”。前來購物的人們川流不息，歡聲笑語。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林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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