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彪說，目前公眾對名人、富人超生現象非常關注，這些人物往往是公眾人物，社會影響大，理應成為遵紀守法的典范。

　　章文彪表示，對于這些高收入人群，浙江省將采取征收高額社會撫養費的措施，如果“不怕罰”，或者性質惡劣，將對其進行曝光。目前，浙江省已在收集典型案例，擇日向社會公布。

　　浙江省計生委副主任宋賢能說，浙江對于名人、富人超生，除了征收當地收入平均水平2~4倍的社會撫養費外，還將征收其實際收入1~2倍的社會撫養費。

　　事實上，向超生的名人、富人征收高額社會撫養費，在浙江省早有法律規定。2002年9月3日出臺的《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超生者個人實際收入高于當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應按其超過部分的1~2倍加收社會撫養費。

　　浙江省計生委有關負責人認為，這一規定其實是針對名人和富人的。比如某名人、富人超生二胎，年收入為100萬元，當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兩萬元，則征收該名人富人的社會撫養費為192萬元。

　　浙江省計生委負責人介紹，此次浙江省高調向“超生貴族”宣戰的背景，是今年1月22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嚴肅處理違紀違法行為，凡違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會撫養費；造成惡劣影響的，可予以公開揭露；是黨員、干部的，依紀依法從嚴懲處。”

　　有關人士分析，對制裁名人、富人超生態度的升溫，實際顯示了《條例》執行的艱難和無法回避的現實尷尬：從作為懲罰措施的“社會撫養金”越收越多的現狀看，這幾年富人、名人超生的現象其實并沒減少。

　　去年，瑞安市一私營企業主因違法生育第二胎，被征收了68萬元“社會撫養費”，成為溫州市迄今被社會撫養金數額最高案例。在溫州，私營企業主超生被重罰的事例屢見不鮮。然而，經濟處罰這種“軟”措施卻被證明收效甚微。2005年，溫州市征收的“社會撫養費”為1.8億元，2006年則達到了創紀錄的2.2億元。違法生育的人數并沒有減少。

　　為生第二胎各顯神通與政策玩捉迷藏

　　據統計，浙江省99個市、縣(市)區幾乎都存在超生現象。一些富人甚至帶有“政治光環”者，超生二胎三胎，對其處理最多是交點錢了事。

　　不僅如此，杭州市某街道計生委一位工作人員在談到富人超生問題時，這位從事了近20年計生工作的女士抱怨，許多超生的富人就是用多種手段和方式與政策玩捉迷藏。而現在提倡文明執法，盡管征收社會撫養費是合法的，但其難度并不亞于以前的計生罰款。

　　“尤其不能忍受富人囂張傲慢的態度。”這位女士告訴記者，早前有位男士，因妻子懷了第二胎而多次被街道計生辦事處的計生人員征收其遲遲未上交的社會撫養費。有一天當計生人員再次上門做其工作時，他竟從皮夾里抽出一張銀行卡扔到計生人員身上，并狂妄地說：“不就幾萬元錢嗎，這里有10萬元，你們都拿去好了！”

　　“別看這些人有錢，說話又牛氣沖天，可真要向他們征收社會撫養費時，大都需要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做工作。”

　　在采訪中記者獲悉，這樣的情況在許多地方都存在。而一些既想多生孩子，可又不想交納社會撫養費的所謂富人、名人，大多就與政策法規玩起了“貓捉老鼠”的游戲。

　　已有一個7歲孩子的張紅(化名)是一家大型企業的部門經理，收入頗豐，與在機關工作的丈夫，在經濟發達的南方城市中過著非常優裕的生活。但愜意的生活并未讓他們知足，原因就是孩子太少了，“小家庭不熱鬧”。于是，張紅夫婦倆決定再生一個孩子。

　　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很清楚違背國家法規會給他們造成怎樣的影響，尤其丈夫還是個有前途的國家公務員，更不能以身試“法”。超生對于張紅夫婦，不僅僅是單純交納社會撫養費的問題。

　　最后，張紅夫婦想到了一個極不“厚道”的兩全之計——通過關系，弄到了一張第一個孩子有先天性疾病的證明，于是順利地懷上了第二個孩子。因為根據我國現行的計生政策：“經地級以上市病殘兒童醫學鑒定組織鑒定，第一個子女為病殘兒，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但醫學上認為可再生育的”，是可以再生一個孩子的。

　　按照政策，張紅的第二胎顯然是“合法”的。

　　而像張紅這樣通過偽造證明來生育第二胎的，目前并不少見。而為了達到超生目的，各人采取的方式更是各顯神通：有找人代孕超生的；有假離婚，讓超生合法化的；也有人花錢“買”二胎準生證；有人偽造第一個孩子是收養的證明；更有人甚至借出國機會在國外生育，令孩子自動獲得外國國籍以規避國內計生政策……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高檔小區內，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孩子的住戶有不少。社區的標志成了一道高高的“法外墻”，阻擋了當地計生委的調查工作。

　　“以上這些事實很顯然地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經濟處罰對富人超生現象似乎并未起到應有的約束作用。”浙江萬馬律師事務所的吳春黎律師表示。

　　超生的兩個理由：想生個男孩，一個孩子太孤單

　　富人、名人超生現象愈來愈嚴重，浙江社科院一位社會學專家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當前生育“兩孩”的意愿仍然影響著少數中國人，特別是先富起來的一些人。“受這種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兒女雙全’、‘生男孩情結’仍然是少數富人名人成功之后的家庭夢想。”

　　“在經濟許可的情況下，多生幾個孩子應該是每個家庭的自主選擇吧？”并不是不清楚國家的計生政策，但針對目前富人超生的說法，做生意的程家偉顯然頗有微詞。

　　他明確地告訴記者，他和妻子不會排除生養第二個孩子的可能。另一位接受采訪的安小姐更是非常坦然地告訴記者，因為第二個孩子的出生，她早就繳納過一筆“超生款項”了。

　　“沒有什么傳統影響，只希望能給孩子塑造一個有伴兒的成長環境。”安小姐在兒子11歲的時候，又意外懷孕了。家中長輩，包括他們夫妻都不想舍棄這個尚未成形的孩子。于是，安小姐為了能把孩子順利生下來，辭去了外企財務總監的工作，并在家人的陪伴下住到了親戚家里待產。在親戚安排下，10個月后安小姐在外地一家市級醫院生了個男孩。如今這個超生的小男孩已經5歲了，長得虎頭虎腦，成了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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