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可以說中日兩國民眾的交流是豐富多彩的，除了民眾的交流，我們注意到，去年以來，中日之間專家的交流也很多，而且劉教授還參與了很多這方面的活動，我們第一個問題想劉教授給我們介紹一下，中日之間地理上是非常的接近，文化是水土交融，為什么兩國迫切地需要這種對話？

　　劉江永(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

　　非常榮幸，我有機會參加兩國關系和其它問題的一些探討，有的時候爭論是很激烈的。中日兩國雖然是地理上很接近，而且看上去表面都是亞洲人，穿上衣服以后有時候分不出來，但是實際上兩國的國情還是很不同，畢竟社會制度不同，兩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還有生活習慣，人文社會背景都不一樣，更何況在中國和日本之間有很復雜的一段歷史，日本侵華給中國人民造成嚴重傷害的歷史。歷史雖然過去了，但是如果對這個歷史問題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態度，也會使現在的一些年輕人很不理解。

　　還有就是中日兩國畢竟只是從各自的媒體去了解對方，而缺乏實際接觸，但是一接觸以后覺得有些問題好像還是耳聽為虛，眼見為實，有很多新的感受，有些反而是對方覺得他的誤解太深了，有必要進行深入的交流，今后這種交流還應該進一步增加，是這樣一種感覺。

　　主持人：

　　對，今天請寶印來也是因為寶印對日本問題也非常的了解，因為寶印在日本當駐站記者六年的時間，很長的時間了，對于日本的問題寶印也是非常的關注。關于中日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從你個人的理解來講，為什么每次都能格外地引起人們的關注？

　　孫寶印(中央電視臺主持人)：

　　兩個國家文化是非常相近，我們經常會因為這種相近忽略它其中不同的地方，經常人們會說兩個國家非常近，但是有的時候感覺非常遠，這個東西造成我們在交往當中的一些，會比地理上更加遙遠的國家克服比他們還要多的困難，恰恰體現在我們相近的地方，但是途徑很多。剛才我們還跟劉先生在底下聊天，特別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年輕人的交往。剛才我們提到三千年的年輕人的交流活動，那是1984年，當時劉先生也參加了，我作為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也參加了這次活動，已經20年過去了。那個時候他們是20出頭的年輕人，到現在也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了，他們會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當時跟中國人真實的接觸應該說在他們后來的工作當中，在他們后來的生活觀念里邊，發揮了很微妙的作用，對中國有一種親近感，有一種了解，至少他希望了解你。

　　主持人：

　　剛才你談到了近和遠的問題，說到這兒使我們想起來今年的“兩會”期間，今年3月16號溫家寶總理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談到中日關系，他引用了中國古代哲人管子的一句話，他說：“招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要想招納遠方的人，你必須跟近鄰處好關系，人家覺得你跟近鄰處好了關系人家才能來，還有一個是說要避免一些禍端的話，就是要除掉一些怨氣。剛才寶印談的就是說中日之間的青年交流是很長時間了，1965年的時候就有過中日之間的青年交流，寶印是參加了1984年的交流，當時他上大學二年級。劉教授您是不是也參加了類似于這樣的活動？

　　劉江永：

　　是的，應該說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政府歷來非常重視和日本的交往，特別是年輕人的交往，因為年輕人背負著未來。在中日邦交沒有正常化之前，就是1965年的時候，當時中日兩國進行了第一次戰后青年友好大聯歡，那個時候日本的政府不愿意讓青年人到中國來，所以也沒有外交關系。這個時候日本的一些進步青年，他們是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分兩批闖關硬到中國來，跟中國當時的年輕人一起在北京載歌載舞，進行邦交正常化以前的大聯歡。在這之后，這些日本青年在日本積極推動日中關系，同時對中國抱有很好的感情。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時隔將近20年，在1984年的時候，當時又是中國政府邀請三千日本青年分三路來中國，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地進行友好訪問，也在中日兩國人民心中播下了友誼的種子。現在又過了20多年，由于前一段種種政治上的原因，兩國的交往受到一些干擾，現在應該說春暖花開、時來運轉，兩國青年彼此都很好奇，現在進行新的交往，可以為未來中日關系的發展奠定新的基礎。

　　主持人：

　　這也是在實踐著溫家寶總理引用的管子的話，“招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交流可以說為中日關系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說到中日之間這種淵源流長的交流，其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比如說最近就有一個非常真實的故事，怎么回事呢？是我們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有一個華人世界欄目，前些日子這個節目收到了一封來自橫濱的信，寫信的人叫菅野章二，但是他在信中說，他有一個中國名字叫王維章，他希望華人世界欄目幫他尋找60多年以前他失散的親生母親，還有從沒見過面的妹妹。這是怎么回事呢？這就是一個真實版的“千里走單騎”，我們來看一下。

　　(播放短片)

　　解說：

　　從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開始，日本上層就產生了向中國東北移民來培育勢力的思想。到1937年，日本制定了“二十年百萬戶移民計劃”，并把向外移民定為日本的國策，來自廣島的牧村一家也隨著這一計劃來到了遼寧的鐵嶺。當時，在中國東北的一些城市里，風景優美的地區、街道，大多被劃為日本人的住宅區。

　　1943年，在大雪紛飛的12月，一個男嬰降生在鐵嶺牧村的家里。然而，這個家庭因孩子帶來的歡樂卻很快被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節節敗退的浪潮所吞沒。這樣一個普通的日本家庭也被拖入了戰爭的漩渦。

　　1945年7月，牧村被日本政府強行征兵，離開年幼的兒子和有孕在身的妻子，加入到抗蘇戰場，并從此生死不明。

　　1946年4月的一天下午，牧村年僅兩歲零四個月的兒子被送到了鐵嶺一個叫王開田的普通中國人家里，并有了一個中國名字——王維章。

　　一轉眼40多年過去了，王維章和他周圍的同齡人一樣，在遼寧鞍山的郊區過著平淡的生活。直到養母離世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一個擁有日本血統的人。那么自己的親生父母如今是否還在？從此他踏上了尋親的漫漫長路。

　　1988年，45歲的王維章，經過中日兩國政府的確認，以“在華殘留日本孤兒”的名義攜帶全家回到日本，定居在橫濱。并改用現在的名字，菅野章二。然而，20年來尋找親生父母和妹妹的念頭始終沒有放棄，他多次在中日兩國間通過媒體和朋友尋找親人，但一直沒有消息，如今的王維章已是兩鬢斑白，而對親生母親和妹妹的思念之情卻與日俱增，成為他心中一直不解的情結。

　　王維章：

　　回到日本定居，我還是不死心，因為什么呢？我心里老覺得有結解不開，我的母親、妹妹到現在也不知道什么樣，哪怕見一面我就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