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金富是浙江龍游縣一個主管水產、河道的芝麻官，此公幾年前未出一文錢，卻“入股”了一個由他和另外兩人“共同出資”的承包項目，隨后利用職務之便，在轉包項目時“照顧”了“生意伙伴”一把，自己從中分享了8萬元的“紅利”。可惜伸手必被捉，去年“雷官人”落入法網，被提起公訴，今年6月終被認定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半。

　　如此一個“芝麻官”，如此一樁“綠豆”大的受賄案，本不值得大書特書。但是，如果我們將此案置于當前“新意迭出”的腐敗行為中，并將其置于中紀委反錢權交易“八項禁令”的特定語境下時，這只“麻雀”卻頗具解剖的價值。

　　我們注意到，此案從起訴到最后判決，前后共開庭5次，歷時半年時間，甚至在一審判決后，龍游縣檢察院立即向上級法院提起抗訴，上級法院也隨后撤銷一審判決，發回重審。有關人士認為，“由此可見，關于‘干股’能否認定為受賄的問題，在司法界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此言不無道理，但仍需一分為二。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國家公務員不得在企業和營利性事業單位兼任職務”、“國家公務員不得經商、辦企業以及參與其他營利性的經營活動”早已明文寫入《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顯而易見，雷某作為主管水產的官員，涉足與自己職權相關的生意并獲利，不管他是否入了“干股”，都明顯違規，理應法辦。

　　再往深處說，官員(家屬)為何喜歡入股經商，企業又為何歡迎官員(家屬)入股？答案很簡單：官員手中的權柄能變出白花花的銀子。這已是天下人所皆知的淺顯道理。古代晉商發明了“股份制”——“出資者為銀股，出力者為身股”；如今，貪官們和奸商們更推陳出新出“出權者為‘干股’”的玩意。而所謂“干股”，早已超越了以往官員投小錢、收大利的“明股”形式，而是以赤裸裸的權柄折算入股，投入公權，收獲私利。近些年，這種發明創造大有燎原之勢，在一些地方更以“官煤勾結”、“警黃勾結”的形式群體出現，一大批干部紛紛被拉下水，甚至主動跳水。

　　與以往的很多權錢交易勾當相比，以“干股”牟利，這是腐敗和反腐敗的斗法中“應運而生”的一種更隱蔽、更巧妙的腐敗形式，在某種程度上說，也鉆了一些法律的空子，踩了一些法律上的模糊地帶，給執法者帶來了一些困惑和困難。對此，筆者認為，一方面應加快法律上的明文規定，讓違法者無空可鉆；另一方面，正因現象繁雜多變，更需刪繁就簡，以最基本、最簡潔的原則來抓住問題的實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商人不會因為感情好而送給官員“干股”，其中必定有權錢交易，因此只要官員接受了“干股”、并以公權為送“干股”者謀利，就應難逃受賄罪名。

　　5月30日，中紀委公布了對新形式腐敗的“八條禁令”，并勒令違反者在6月底前主動坦白，其中第二條就是“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提供的干股”。可見對于“干股”這種腐敗新動向，中央是很清楚的，也下決心要堵死貪官們的發財之路。然而遺憾的是，據有關媒體披露，坦白“大限”到來之際，個別礦難大省竟出現“零坦白”的奇觀。除了尷尬和憤怒，這種結果更值得反思。但愿，此次“大限”只是“先禮后兵”的一個禮節性程序，緊隨其后的，還有一輪接一輪的、曠日持久的“反錢權交易風暴”。（作者：李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