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新京報》刊登了一則法律事件：來京務工的22歲河北青年默東，曾是北京田源紡織公司的員工，2004年底右腳因工傷事故致殘，法院判決公司賠償默東5萬元。但法院沒能幫助默東拿到賠償款，默東因此與公司老板盧某積怨日深。去年9月3日，默東再次找到盧某索賠未果，持經過改裝的射釘槍將盧某殺害，北京一中院一審判處默東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這起案件與2005年那樁引起社會熱議的王斌余事件頗為相似。那時，王案引發社會各界對城鄉二元體制下民工生存狀態的深切關注，也促使眾多執法部門進行了某種職能缺位的調整。但是，默東事件再次說明類似問題仍不容樂觀�！�

　　默東應擔罪責，但其情可憫；盧某雖遭射殺，但應受道義撻伐。三年前，正值尋夢年齡的默東來京，希望通過誠實勞動獲得常人的生活待遇。后因工作致殘被確定為工傷。工傷損害的補償標準明確，權利義務很清楚，但最終雙方還是步入法庭對簿公堂。當法院再次確定補償數額時，盧某依然漠視法院的判決，數次拒絕履行義務。在近兩年的時間里，歷經打工、致傷、評殘、判決、討債等諸多環節，默東吃盡了苦頭，但他依然對法律和盧某存有希望。遺憾的是，盧某卻踐踏了規則，放棄了一次次機會，默東心中的殺機也在潛自生長。一定意義上，是盧某的賴賬行為直接導致了這場悲劇的上演，也正是他自己的過錯導致了死亡的發生。

　　判決不能執行被譏諷為法律白條。這種現象屢屢發生，說明司法機關的無比尷尬、司法最后救濟地位的動搖。在法治社會里，判決書是法院實現正義的載體。法律的最終實現，反映在對案件的判決和執行中。默東進城后，對偌大城市中廣布的救濟途徑雖然生疏，但是，權利被侵犯后知道運用法律手段，證明他是相信法律的，相信法院能夠公正裁判。但是，當判決書所確定的5萬元變成權利畫餅，基本的訴求成為鏡中花水中月時，這一切都化作了憤怒。法院可以為執行難找出種種的理由，但對默東來說，理由只有一個：只想拿回應該拿回的養命錢，而法院不能幫助他實現這一合理的要求，他最后的希望破滅了。默東的殺人行為，足以引起司法者的深思。

　　可以說，盧某對司法的蔑視導致默東選擇了極端行為，而民事判決執行的無力卻間接使默東承擔起了“強制執行”的罪責。一方面，漠視司法者遭到了主張權利者的私力報復；另一方面，對司法失望而選擇泄憤的人也受到了司法的懲罰。整個過程中，糾紛進入了訴訟程序，卻又在訴訟外了斷，司法體現了“公正”，也是最終的“勝利者”，可這種“公正”與“勝利”卻只有堂皇的表象，形式的判決只停留在司法文書的表層上，沒有轉化為真實的權利救濟；司法沒有承擔起有效狙擊拒絕履行判決行為的職責，所主持的只是半吊子公道。　　

　　司法是全社會共同擁有的公共產品，司法所構筑的是最后的救濟防線。當權利人窮盡了可用的手段仍然無效時，如果最后不成其為最后，那又到哪里去尋找終極？如果司法這道防線也可以隨意突破，那還到哪里去尋找實現權利救濟的倚歸？司法所建立起的秩序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物質與精神家園，它是固若金湯的城堡，任何人不能越雷池半步。如果沖破法律規則成為一股暗流，甚至成為一種習慣勢力，在人們存在權利紛爭時，根本不再相信法律，不去尋求司法救濟，而寧愿選擇自力解決的方式，那該是一種多么懼怕的局面。(王新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