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作為一種方向，自主擇業型轉業正在逐漸推開，但這一政策本身也受到就業難的大環境制約，要想徹底解決安置難題，需要實現三個轉變：由政策分配變為制度分配、由政府分配變為市場分配、由地方分配變為中央分配

　　記者/何忠洲

    崔新國的說法實際上是不準確的。正確的表述應該是：他順利退伍了。

　　安置：老路難行

　　關于軍人離開隊伍，有多種說法:轉業、復員、退伍。他們具體的指稱是不一樣的。

　　湖北省襄樊市軍轉辦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軍隊是保家衛國的神圣護衛，進入軍隊，就成為特殊身份的人——軍人；回到地方社會又恢復原來的身份，叫復員；軍隊服役期滿了后，退出隊伍，叫退伍。現在軍隊也進行職業化，軍人也是一種職業，從軍人到社會上的工作者，是工作行業改變，也叫轉業。

　　更明確地說，在職軍官退出現役到地方叫轉業，在職士官退出現役到地方叫復員，義務兵退出現役到地方叫退伍。

　　當了兩年義務兵的崔新國，回到家鄉只能稱為退伍。國家相應地要對他這樣的城鎮戶口的兵進行安置。

　　而農業戶口的士兵倘要轉成非農業戶口，則只有在成為志愿兵的情況下方有可能。

　　按照《兵役法》規定：家居農村的義務兵退出現役后，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妥善安置他們的生產和生活。

　　這是中國軍隊最基層士兵的安置辦法。

　　相對來說，崔新國的去路還是比較好的。他成功地獲得了一個事業單位的編制，有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工作。

　　他屬于這個群體里面比較特殊的一個。絕大多數退伍復員轉業軍人，選擇的是一次性領取退伍安置費，自謀出路。據國家有關部門2005年抽樣調查統計，當時城鎮退役士兵實際得到政府安排工作上崗的比例，大中城市約為30%〜40%，農業縣市一般在15%〜20%，而且這個比例在逐年下降。

　　他們都是安置工作比較好解決的一群。類似于崔新國這樣才20歲的“小伢子”，年輕力壯，有的是時間與機會。

　　真正難解決的一群是師團級。其間原因，湖北省襄樊市軍轉辦的負責人向記者解釋，等到該轉業時，師團級干部年齡都已經在40歲上下，面臨工作、房子、退休等一系列問題，轉業所面臨的風險與落差都將遠遠大于年輕人，也比年輕人保守。

　　當然，對他們要完全解決也不是沒有辦法。在今年6月18日全國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中央軍委委員、總政治部主任李繼耐表示，“要繼續突出師團職轉業干部這個重點，從優安置功臣模范和長期在艱苦邊遠地區服役的轉業干部�！�

　　按照《兵役法》，國家對這些轉業軍人進行指令性安置是理所當然的。根據全國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公布的數據，全國三年共安置軍隊轉業干部25.6萬名，安置隨調隨遷家屬6萬余名。

　　在領導的重視下，地方政府各出其招對轉業軍人進行有效安置。按照河南省2002年出臺的《關于全日制大學生入伍服役、退伍安置的優惠政策》：全日制大學生入伍后，納入干部管理軌道，服役期間計算工齡、干齡；在部隊榮立三等功以上或被評為“優秀士兵”者，退伍后報考公務員給予加分，同等條件下優先錄用。

　　2006年底《解放軍報》引述河南省委副書記陳全國提供的一份資料稱：從2001年至今，河南省先后有1917名全日制大學生入伍參軍，其中1316名退伍返鄉，有784人被錄用為公務員，占近60%。

　　當然，這種安置得以實現的前提是，地方政府領導能夠克服許多困難�！爸噶钚杂媱澃仓�，在很大程度上透支著政府的行政資源�？傆腥讼嘈拍鞘菬o限的。”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隊建設研究所副所長、大校公方彬教授說。他向記者表示，“傳統的軍轉安置辦法已經走入了死胡同。”

　　據《中國市場發展報告》1995年的不完全統計，1994年安置的退役士兵人數即占到全國凈安置就業人數的大約15%，其他年份，也大都維持在10%上下。

　　有官員稱，安置工作已經成為比計劃生育還難的“天下第一難事”。

　　而一位軍轉官員則告訴記者，現階段的城鎮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是“三頭”：接收部門搖頭，各級政府撓頭，安置部門皺著眉頭。

　　濟南軍區一位副司令員在2005年的一次講話中提到，全國每年約有10多萬城鎮退役士兵因安排不了工作滯留社會，成為待業青年，且逐年累積增多。而據總政信訪局統計，2002年退役士兵因政府安排工作問題到總政信訪局上訪的有30批630人；2003年上升到53批825人；2004年達到142批2098人；2005年截至5月底，就又有56批1051人。

　　變化的形勢

　　安置不易，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府可以動用的行政性安置資源是越來越少了。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在人員安置上的“機動能力”都越來越小。

　　退伍軍人很大的一個去向曾經是國有企業。但在1989〜2002年，全國國有企業數量由10.23萬個減少到4萬個左右，職工數由原來的8000多萬減少到4000多萬，在職工隊伍中的比例已不足21.5%。

　　在大量自身職工下崗的時候，想要安置退伍軍人，實在是勉為其難。按照《兵役法》的規定，退役士兵由政府指令性安置。這樣便出現拿著《兵役法》的退役士兵被拿著《企業法》(規定企業有經營自主權)的企業主拒收的局面。而那些接收的企業，不是效益不好，就是即將倒閉的，分配進去的風險甚至還要大于不被分配。

　　與此同時，政府機構精簡。中國龐大的行政人力成本支出曾屢屢被社會各界所詬病。從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推行機構改革，政府編制被大量凍結。而同時公務員制度改革，凡進必考。以前成為安置復員轉業軍人主力的公檢法機構，隨著專業門檻的升高，也不再能夠提供更多的空間。在此背景下，復員轉業軍人想進政府序列捧起“鐵飯碗”，等于千軍萬馬踏上獨木橋。

　　事業單位，同樣也正面臨著減員增效的改革壓力。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對復員轉業軍人，政府面臨著全方位的安置難題。

　　軍隊本身面臨的壓力也在增加。在軍人職業化的西方，軍隊是一個精英云集的群體，軍人們享受著軍隊提供的高額薪水。美國普通士兵平均年收入約為3.22萬美元，軍官平均年收入約為6.42萬美元。相比之下，美國國民平均年收入約為2.83萬美元，比普通士兵的平均年收入少近4000美元；小公司經理平均年收入約為4.5萬美元，比軍官的平均年收入少近2萬美元，美軍的這些收入還不包括享受的各種保險及稅收優惠。而且轉業的時候，他們往往是各大公司獵頭早就盯好的對象。

　　在中國，一方面，裁軍的壓力空前巨大。從1950年到2005年，中國經歷了十次大裁軍。1985年中國決定裁減軍隊員額100萬。到198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員額由423.8萬減到323.5萬。之后，又作了進一步裁減。至1990年，全軍總員額減到319.9萬。1997年，中國決定在三年內再次裁減軍隊員額50萬，使中國軍隊規模降至250萬的水平。2003年，中國決定在兩年內再裁減軍隊員額20萬，使軍隊總規模降至230萬。

　　另一面，在就業市場上，軍人已經不再具備優勢，有時甚至還處于劣勢。雖然軍營是個大學校，但是，軍營畢竟自成體系，軍營的歷練只是經歷而不是職業經驗的積累。

　　湖北省襄樊市軍轉辦的負責人向記者表示，退役士兵的職業素質與用人單位要求不相適應加劇了“安置難”的矛盾。退役士兵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多達不到其檔案記載的學歷水平。而知識和技能的欠缺與不對口，又使得退役士兵畏懼參與競爭，依賴國家安置，并且對政府安排工作有很高的期望值。

　　在入伍時，很多士兵本身盯著的即是可以安置的規定。不少農村青年現在沒有了參軍積極性，因為回家還是種田，不如出去打工，反而是城鎮的一些年輕人，由于就業難，便采取以參軍的方式來“曲線就業”，這又使得城鎮義務兵比例過高，增加了將來的安置難度。襄樊軍轉辦的負責人說，城鎮入伍士兵，大多不是家庭難以管教，要送進軍營去磨一下的，就是為了圖個將來有個安穩的工作。

　　而且隨著對復員轉業軍人安置地戶籍的放開，更使得安置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城市的中心區。

　　以北京為例，從2004年至今，三年來中央給北京市下達安置軍轉干部總數為1.5萬多名，其中計劃分配軍轉干部1.2萬多名，自主擇業軍轉干部3000多名。安置到市級單位的占總數的46%，安置到城八區的占總數的44%，安置到遠郊區縣的占總數的10%。

　　安置難，使得一到轉業時期，即將轉業的軍人就面臨著非常大的心態調整。

　　已安置者的新問題

　　新的社會形勢影響到的不僅僅是新轉業的軍人。那些當年進入企業的軍轉干部，也開始面臨新的難題。

　　這些原本具有國家干部身份的復員轉業軍人，當年退役后紛紛被安置進企業。但是，隨著企業改制，他們又往往因為年紀大了，相當部分被解聘或一次性買斷。而他們往往是拖家帶口，很多生活陷入困境。

　　于是，很多人拿出當年的文件，要求恢復一個身份(干部身份)、兩個待遇(政治待遇、經濟待遇)。

　　2002年、2003年，針對企業軍轉干部的現實困難，中央先后發布了幾個文件，提出進一步落實完善針對企業軍轉干部的解困政策。

　　湖北省襄樊市軍轉辦的負責人分析說，之所以提解困政策，是為了避免企業內部的矛盾。“企業別的職工會有意見：都是企業職工，憑什么你有我就沒有？”

　　但是，解困政策在使得企業內部的矛盾不致突出的同時，卻使得志愿兵的矛盾空前突出。

　　按照規定，這些志愿兵在復員之后，所應該享受的待遇都是參照干部標準的。他們中的很多人復員后也被分到企業，而等到企業改制或者破產時，他們正是年紀大了的時候，于是被解聘或者一次性買斷。面對企業軍轉干部所爭取到的待遇，老志愿兵們同樣感到非常不平衡。

　　聞知本刊在做相關報道，在短短的一周時間內，有近三十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志愿兵給記者電話，要求記者反映他們的疾苦。

　　對于這些企業軍轉干部和老志愿兵所反映的問題，襄樊市軍轉辦的負責人說，有的確實出于生活困難，有的則是心理不平衡。

　　突圍路徑

　　今年，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民政部與有關部門聯合印發了5個政策性文件。民政部與財政部聯合下發了《關于調整部分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的通知》，從今年8月1日起，在現行撫恤補助標準的基礎上，殘疾軍人撫恤金提高30%，最高達到每人每年18900元；烈屬定期撫恤金按城鄉分別提高了20%和15%，最高達到每人每年6000元；在鄉退伍紅軍老戰士生活補助標準提高了20%，最高達到每人每年13680元。

　　這也是1998年以來國家連續第9年提高撫恤補助標準。

　　同時，民政部還與財政部、人事部等5部門聯合下發了《關于做好部分原8023部隊及其他參加核試驗軍隊退役人員有關工作的通知》，與財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衛生部4部門聯合下發了《關于印發〈優撫對象醫療保障辦法〉的通知》，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落實部分軍隊退役人員勞動保障政策的通知》，與建設部、財政部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落實和完善1993年至1999年軍隊復員干部住房政策和做好生活救助工作的通知》，力圖從方方面面解決安置問題。

　　為保證這5個政策性文件的貫徹落實，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及時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優撫對象和軍隊退役人員有關工作的通知》。此外，中央財政還安排1億元專項經費，為殘疾退役軍人更換新型假肢、殘疾人專用三輪車、輪椅等輔助器械。

　　與此同時，人們也在探索和實踐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安置難題。

　　傳統的計劃指令性安置就業，除了本身操作上的困難外，它本身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也在遭受質疑。

　　民政部副部長羅平飛在2006年撰文指出：“在現代社會保障體系日臻完善的情況下，退役軍人的指令性行政安置，是試圖仍然以單位保障代替社會保障的行為，這就不僅人為地繼續維護了退役軍人保障權利的不公平性，限制了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而且在一定意義上弱化了社會保障功能的發揮，與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宗旨是背道而馳的�！�

　　從2001年開始，國家對軍轉安置政策進行改革，在對團級以上及有20年軍齡的營級干部，在對他們的生活保證的情況下提供一些資金和條件，鼓勵他們自主擇業，并相繼出臺了《軍隊轉業干部安置暫行辦法》《關于自主擇業的軍隊轉業干部安置管理暫行若干問題的意見》《自主擇業的軍隊轉業干部退役金發放管理辦法》。

　　這一改革很快就產生了影響。在政策推出的當年，很多轉業干部都選擇了自主擇業。今年8月1日，由中共南昌市委、南昌市人民政府、亞洲會展節事財富論壇 、《21世紀經濟報道》聯合主辦的首屆中國知名軍旅企業家高峰論壇舉行，有近三百出身軍旅的企業家應邀前往，其中相當多就是前幾年選擇自主擇業的轉業干部。

　　但是，一些地方相關的數據表明，這一政策本身也受到就業難的大環境制約。在短暫的自主擇業高峰之后，更多的師團級轉業干部還是更傾向于選擇計劃安置的方式。

　　這種選擇更多的源于現實的理性考慮。畢竟創業的難度與風險都很大。

　　但是，作為一種方向，自主擇業正在逐漸推開。

　　針對當代中國軍人退役安置制度，湖北省襄樊市軍轉辦的那位負責人評價說，“突出特點是計劃性、強制性和封閉性�！�

　　而這種局面要得到改變，他說，就必須充分借鑒外軍經驗，實行“三個轉變”：由政策分配變為制度分配、由政府分配變為市場分配、由地方分配變為中央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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