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漢市市民黃志文發現兩名小偷在人行天橋上扒竊一少女的背包并對其進行指責，慘被小偷毆打并連捅數刀殺害。10月8日武漢中院一審宣判殺害黃志文的主犯死刑。而有法律界人士稱市民黃志文的行為并不算見義勇為(10月9日《楚天都市報》)。

　　關于什么是見義勇為，我國法律、行政法規沒有作出規定。《現代漢語詞典》對見義勇為的解釋為：“看到正義的事情奮勇地去做”。這種原生態的解釋，顯然不能作為法律概念來使用。為此，一些地方法規就對見義勇為作出了法律界定，比如，《山西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人員規定》就將“見義勇為人員”限定為：“在國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財產受到侵害時，能挺身而出，同違法犯罪分子作斗爭的人員”。這種規定很有代表性，因為在幾乎所有的地方法規中都將“見義勇為”同為“社會治安”作貢獻掛了鉤，這里的見義勇為往往被限定為“同違法犯罪分子作斗爭”，很有些刑法中規定的“正當防衛”的味道。

　　報道中，“法律界人士”認為黃志文不屬于見義勇為的理由是：“他是在小偷行竊未遂、已經住手的情況下站出來指責小偷，雙方產生口角，黃志文與小偷搏斗而遭殺害。也就是說，此時小偷的犯罪行為已經終止。而按相關規定，見義勇為必須是‘同正在進行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

　　其實，見義勇為更多的是人的一種道德境界的體現，而一旦法律對這種行為進行規范，則需要格外的慎重，否則將會給人們的意識帶來混亂，尤其令人擔憂的是會給道德建設帶來反力。正如黃志文父親所言，如果黃志文的行為連見義勇為都算不上，太讓人心寒了。而這樣的“心寒”事例則會讓更多的人反思：自己遇到這樣的事情后該如何辦？

　　當然，為了鼓勵和保護人民群眾見義勇為的積極性，特別是保障那些同違法犯罪分子進行斗爭的見義勇為人員的合法權益，一些地方通過法規對見義勇為行為進行立法，這是一件好事，但對見義勇為的界定，地方法規基本上都存在不足，比如那些為了保護他人生命、財產，而與“違法犯罪”并無聯系的行為，像舍己救人，一般得不到法律上“見義勇為”的肯定，這應當視為見義勇為地方法規的很大缺陷。我注意到，上月在中央文明辦、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和全國婦聯等4部門聯合開展的“全國道德模范”評選中，來自河南的魏青剛、李學生當選為“全國十大見義勇為模范”，他們的救人行為就可能不是一些地方法規中的“見義勇為”，這其實很耐人尋味。比如魏青剛，僅僅為了挽救一個陌生女青年的生命，他在滔天巨浪中三進三出，跟巨浪搏斗了40分鐘。而根據事發地青島市的《青島市表彰見義勇為公民的規定》，見義勇為是指公民為保護國家、集體財產以及其他公民生命財產免受正在進行或可能發生的不法侵害，挺身而出，積極同各種違法犯罪分子和治安災害作斗爭的合法行為。

　　不可否認，地方法規對于“見義勇為”的認定，主要還是為了對行為人進行褒獎，能夠得到認可的見義勇為行為會和一定的經濟利益相關聯，這種情況下設立“門檻”確有必要，但問題是：法規不該為了彰揚一些立法者認為“意義”更大的見義勇為，而否定其他見義勇為。

　　回到黃志文案件上，就算黃志文不是同正在發生的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那么黃志文指責小偷的行為不算見義勇為，算什么？是多管閑事？繼而我想，是否見義勇為也要依“規”而為，否則由于不合法，法律也不會替我們說話？倘若如此，我覺得算不上社會之幸。(何向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