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成都商報》報道，一家四川企業突然宣布裁員2000人，引起了廣泛關注。而上周，由于國內成本的增加和對于新《勞動合同法》的憂慮，奧林巴斯等一批外資企業，決定將其中國工廠關閉，撤退到馬來西亞、越南等地。

　　新《勞動合同法》應該給無數的勞動者帶來歡欣鼓舞，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缺少一種類似的“社會和約”。企業員工的收入與保障，都需要企業負擔主要責任，而企業作為一個追求利潤的實體，其承載能力有限。假如10年之后，一個企業利潤下滑，或者是出現動蕩，它又何以承載員工個人乃至家庭養家糊口的重負？

　　而在一些社會福利保障機制健全的國家，公民的社會保障的途徑則廣泛得多。在北歐一些國家，公民失業之后領取的救濟金，基本夠其基本的生活開支，瑞典中央政府用于公共社會保障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達50%，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是國民生產總值的60%。而在以競爭聞名的美國，由美國社會保障署、勞工部、人類健康與社會服務部聯合提供的各種全民性保險和福利補助，也足以分擔公民的大部分社會保障，其中很多項目都是政府出資。失業保險等則由政府與企業協商，共同出資。

　　而目前在中國，許多員工社會保障的責任，都轉移到了企業身上，員工的各項保險，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員工，都是由員工個人和企業分擔，缺乏公共財政的有力支持。同時，更為惡劣的是，在一些地方，連數字可憐的社保基金，都被挪用。

　　政府、企業如果不能合理分擔社會福利保障責任，會使企業陷于尷尬的境地。其實很多企業并非不想承擔社會責任，而是本來由多方承擔的責任，現在全部壓在企業一頭，為自保計，企業就會想方設法規避沉重的責任。

　　阿根廷新當選的總統克里斯蒂娜，在面對包括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嚴重和能源短缺等諸多挑戰時，承諾進行幾大領域的社會變革。阿根廷主要工會的領導人計劃在明年提出增加工資20%的要求。克里斯蒂娜的對策是在企業、政府和工會之間制訂一份“社會合約”。在此和約中，政府、企業、工會都作出一定的努力和讓步，以提高國民收入，緩沖通貨膨脹的壓力，抑制社會動蕩。

　　建立類似的“社會和約”，或許是類似問題的解決之道。目前，中國政府也比以前更有能力建立這樣一個系統。自2003年以來，中央政府收入每年都超收5000億元以上，去年更是收入突破30000億元大關，超收7000億元，在財力充足的情況下，如果未來的財政開支逐步向社會保障上傾斜，則或可收意外的功效。

　　“愷撒的當歸愷撒，上帝的當歸上帝。”建立由政府、企業以及其他社會性組織共同參與的“社會和約”，而非將責任全部轉移到企業身上，才可能接出真正的善果。否則，企業迫于對重負的恐懼，索性一逃到底，受害的還是廣大的企業員工。(羅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