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由于成長環境的特殊性，他們的一舉一動無不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近日，記者就“80后”犯罪問題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主任皮藝軍教授。

　　“80后”犯罪的時代特征

　　記者：“80后”原是稱呼80年代出生的文壇作家，后來逐漸社會化，泛指出生在80年代的一代人。現在提“80后”犯罪，同樣是運用這個概念，即出生在80年代的青少年犯罪現象，不知這樣的提法是否合適？

　　皮藝軍：“80后”出生的年代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轉折點，而成長于中國經濟迅速增長的市場經濟時代。作為新生代，他們更加鮮活更加自如地融入社會生活。“80后”犯罪的提法雖談不上很科學，但對于我們科學地認識出生在80年代的青少年犯罪問題是有幫助的。

　　記者：近年來，“80后”犯罪現象比較突出，經常成為媒體報道的對象。在所有的犯罪中，“80后”犯罪處在一個什么樣的境況？

　　皮藝軍：“80后”犯罪在全部刑事犯罪中占據重要位置。據公安部2005年統計，1987年全國刑事案件的立案數為57萬件，到了2005年則達到了464萬件。其中未成年人占犯罪總數10%，可以推估，到了2005年前后，全國大約有46萬左右的未成年人犯罪。犯罪率的這一增長時期恰恰是“80后”成長的關鍵時期。

　　記者：這么說來，“80后”犯罪是伴隨改革開放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犯罪在其他年齡段也時有發生，為什么我們要如此關注“80后”犯罪并重視這方面的研究呢？

　　皮藝軍：建國后的前30年，犯罪問題特別是青少年犯罪從來沒有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正是從上世紀80年代情況才開始發生變化。如果說80年代初期的犯罪還與“文革”所產生的負向作用、社會轉型的初始階段相聯系的話，90年代中后期的青少年刑事犯罪，就基本體現了“80后”的特點。可以看出“80后”已經在青少年犯罪人員的主體部分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也就是說，“80后”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從價值觀上已經不再體現出計劃經濟時代的特點，而是體現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特點。“80后”違法犯罪的特征，不可避免地帶有這特定歷史時代的烙印。這就是我們要重視研究“80后”犯罪現象的根本原因所在。

　　記者：在特定社會背景下出生成長的“80后”，其犯罪是否與社會變革、文化流變有關？

　　皮藝軍：人類文明發展所需要的土壤與犯罪所需要的土壤其實是同一塊土壤。文明發展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如社會的開放、體制的改革、經濟的活躍、商品化的大趨勢、人財物的大流動、個性的解放、文化的多元等等，這些要素同樣也是犯罪的生成發展所必須的。但80年代之后社會價值觀念上出現的多維、紊亂和失范狀態，在文化上出現多元化，無數種亞文化觀念和亞文化群體涌現出來，其中當然也就包含著違法亞文化這種新的文化形態。

　　“80后”有新的價值體系，對金錢、人生、家庭、教育、朋友、兩性交往都有了全新的定位。這種新的價值體系必然與他們中犯罪人群的犯罪動機、心理和行為方式相聯系。與80年代之前的犯罪相比，他們有更為明確的牟利需求和急迫的消費欲望，有著對金錢的強烈渴求。他們在價值觀上的混沌狀態，使他們對于走向成功和實現自我有著強烈的追求，同時對于滿足需求的手段又缺乏明確的分辨能力。這就必然形成了在行動目標與手段運用上的尖銳矛盾。他們的獨立性更強，這使得他們在經濟上向父母索取的同時，又可能獨立地去實現自己的追求。當父母不能滿足他們的物質需求時，他們便有可能自行其是。在消費欲望、物質享受、兩性交往方面等的強烈刺激下，是否能經受這種強有力的誘惑，而繼續遵循傳統文化價值所指引的方向，對“80后”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這種考驗在80年代以前是從未出現過的。

　　暴力犯罪較為突出

　　記者：多元的價值觀為“80后”提供了更多選擇的空間，但同時也滋生了犯罪的土壤。他們不同的選擇造就了不同的犯罪類型，而哪一種犯罪類型更加突出呢？

　　皮藝軍：暴力化傾向日趨嚴重，這是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暴力犯罪的持續上升、重大案件上升幅度大都說明了“80后”的暴力犯罪傾向的新變化。這一類型犯罪中，搶劫和傷害犯罪增長最快。由于這類犯罪是針對人身或財物的，大都是在公共場所實施的，所以，搶劫、傷害犯罪比其他暴力對于社會安定的影響要更為嚴重。搶劫犯罪的上升意味著“80后”有著十分強烈的消費欲求和對財產的占有欲。

　　犯罪形態團伙化的特征增強，有的甚至帶有黑社會性質。犯罪人文化水平層次在上升也是“80后”犯罪的特點，其中大學生犯罪的增長速度較高。

　　未成年人保護法應具有操作性

　　記者：對于“80后”犯罪，從法律的角度看，在保護和懲戒機制方面有什么值得我們反思的？

　　皮藝軍：“80后”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了，但對于“80后”犯罪，要像對任何青少年問題一樣要強調的就是社會責任。這從國際社會所通行的“國家親權主義”(主張國家為孩子的最終照顧者，政府應積極主動介入兒童的照顧與教育事務，以充分保護兒童，并促進兒童健全發展)就可以得到答案——國家和社會要為孩子所遭遇的所有問題承擔責任。

　　我們至今仍在運用成人的刑法去對付少年犯罪。兒童保護的理念遠未進入司法層面。目前對待未成年人犯罪，逮捕率仍然居高不下。我們至今也沒有制定出來一部具有實體和程序意義的獨立的少年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重在倡導而難于操作實施，這并不是孩子權利的憲法。說到這里，我們的社會和政府要承擔什么責任已經很清楚了，那就是徹底從觀念誤區中走出來，徹底放棄成人社會的家長制作風，真正把兒童權益當作與成人權益同等重要的。

　　社會應反躬自省

　　記者：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對待“80后”犯罪現象？在“80后”身后，還有“90后”等廣大的青少年，關注“80后”犯罪現象，對于預防“90后”犯罪有何借鑒意義？

　　皮藝軍：在可以預見的歷史時期，青少年犯罪是一個社會中的正常現象，是一個社會在成熟、發展和改革中必然出現的社會現象。“80后”犯罪的出現，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社會問題的最佳視角。從這個視角，我們看到了我們國家的年輕一代在價值觀、人生態度和行為選擇上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面臨“80后”犯罪，社會也開始反躬自省，從“80后”的犯罪原因中去檢討在轉型期所始料不及的社會流弊，也就是那些能引起青少年犯罪的種種罪因，如社會價值觀上的混亂與失范；利益驅動與金錢至上，家庭解體和不當家教；教育中的應試教育、淘汰式教育對差生的邊緣化；文化市場管理方面的混亂(比如網絡游戲充斥著大量的暴力和色情信息，而青少年又是其主要的玩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成人社會對孩子所施加的壓力等等。這種反省最終使我們意識到，對青少年犯罪的控制，實際上是對社會體制的改革和負面文化的改造。(吳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