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粗布藍衣，一臉愁容，50歲的工人安寶元坐在一群衣著光鮮的企業老總、經理中間，顯出幾分不協調。

　　12月7日至8日，在青島舉行的“和諧勞動關系與企業制度創新法制論壇”上，參與起草《勞動合同法》的權威專家親自登臺解讀《勞動合同法》。安寶元連著聽了兩天。

　　他拎著的布兜里，裝著《勞動合同法》文本、釋義，還有他的反映材料。老安在青島一家全球五百強的大型外資企業工作了12年，眼瞅著他和廠里的勞動合同要到期了，廠里已經放出話來，不準備和他續簽了，老安一籌莫展。

　　老安拿出一本已被翻得卷了邊的《勞動合同法》問：“這部法律不是馬上就要實施了嗎，它到底能給我們帶來什么保護？”

　　老安的焦慮與期待，同樣寫在來論壇聽課爆滿的企業家，以及許多企業人力資源部經理臉上。

　　隨著2008年1月1日《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的臨近，這樣的場景，在中國各地不斷上演。

　　從審議到通過，再沒有哪一部法律像《勞動合同法》這樣牽動人心。從華為7000名員工辭職風波到接二連三的企業裁員事件，沒有哪一部法律在實施之前，像《勞動合同法》這樣，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無論是在最普通的農民工中，還是在高級白領、金領中，都激起了巨大震蕩和沖擊波。

　　全程主持《勞動合同法》起草工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信春鷹評價說，這部法律之所以引起如此眾多的關注，在于它將成為扭轉長期以來我國強資本弱勞力的標志性拐點，通過國家意志力的形式，締造一種和諧穩定的新型勞動關系。

　　矯正傾斜的勞資關系：中國要邁一道檻

　　中國3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后，是擁有大量低成本廉價勞動力。經濟發展迅速，蛋糕越做越大，但普通勞動者得到的份額并沒有相應增大。

　　在廣東珠三角，近30年經濟飛速發展，打造了高速經濟引擎。而在這個引擎的深處，是流水線上大量廉價勞動力的身影，他們處于強資本弱勞動力格局的機器終端，終日勞碌，卻待遇低下，超時加班，拖欠工資，機器吃人的現象時有發生……

　　有調查顯示，過去10年廣東在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廣東農民工工資10年只增漲了60多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工資是下降的。

　　惡劣的勞動待遇，農民工無力抗衡，只能選擇“以腳投票”，廣東一度鬧起引人注目的“民工荒”。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編寫的2007年企業白皮書指出，1990年到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從53.4%降到41.4%，而同期營業余額占GDP的比例從21.9%增加到29.6%。

　　“應當說企業利潤的大幅增長除了企業競爭力的提高以外，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低收入為代價的。”青島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室主任萬振東說，這種利潤侵蝕工資現象不僅表現在非國有企業員工收入長期低于經濟增長速度，而且表現在國有企業大量使用臨時工等以降低用人成本。

　　專家指出，這一現象如果長期持續下去，勢必造成全社會供需失衡，引起經濟大波動和社會不穩定。據統計，1992年，我國勞資糾紛案有8萬余起，到2004年，急增至26萬余起。

　　在國家立法者看來，勞動關系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最直接的利益博弈關系，利益雙方通過法律進行博弈，有必要通過立法矯正長時期傾斜的勞資關系。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亞洲國家的發展路徑，可以看到，在經濟發展的某一個點，一定會有一個跳躍，這個跳躍首先就表現在對勞工保護。”信春鷹舉例說，比如韓國和新加坡，他們在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點之后就由立法確定勞動者工資最低標準，標準定得很高，企業就覺得受不了，但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個跳躍，才促使社會往前走一大步。

　　《勞動合同法(草案)》于2005年12月24日首次提交審議，其后短短一個月內，來自社會各界的意見多達19萬余條。一部立法，吸引如此多的公眾參與，在新中國立法史上絕無僅有。

　　信春鷹回憶說，這些意見中60%是普通勞動者提出來的，每天整理各種來信、電子信件都到晚上9點多，從中看到很多生活在底層的勞動者生活艱難，勞動條件和勞動待遇很差，非常受觸動。

　　“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現在中國到了這個檻，你要不要過去？從國家來說，真的是要過一個檻。”信春鷹說，種種現狀決定了有必要在《勞動合同法》立法中，以國家意志的形式體現對勞動者基本權利的保護。

　　《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原則、宗旨及框架正是在這樣宏大而深遠的歷史背景下搭建起來的。

　　打破“鐵飯碗”誤讀：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不是洪水猛獸

　　《勞動合同法》通過后，信春鷹一個在建筑公司當老總的學生打電話給她，焦慮地說：“信老師，這個法律弄得我們現在好痛苦，企業好端端的日子被這個法律打破了，感覺《勞動合同法》特別復雜，現在我們每天都在考慮這個合同怎么訂，跟誰訂。怎么辦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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