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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

　　“重建中國的國際政治話語，使其與中國的國際政治行為相一致，并非要挑戰西方，而是要用不同的途徑達到國際社會都加以認同的國際價值”

    2008年對中國來說是個五彩斑斕的年份。奧運會、政府換屆、改革開放30周年，其中的每一件大事都足以令中國人充滿希冀和向往。而中國應該如何抓住這些契機，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新跨越？《國際先驅導報》專訪了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在他看來，無論經濟還是社會、政治改革，中國都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發展路線圖，并在面對壓力時學會了反省自己，從而改進自己。

　　中國應當驕傲但不能自滿

　　《國際先驅導報》：提到2008年，中國人往往對此充滿了期盼和興奮。您如何看待即將迎來奧運會等重大事件的2008？

　　鄭永年：人們對2008年的期待是必然的。盡管有些人擔憂中國，但更多人期望的是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這個未來的轉折點就是2008年，它可以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年。政治上，新一屆政府即將產生。十七大確立了中國的新發展方向，但具體的政策則要由政府方面來主導和落實。人們因此期待新一屆政府會有什么樣的政策來強化其宏觀調控能力的同時，繼續推進經濟的深度發展。

　　明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我相信，不僅中國，世界各國都會有很多活動來紀念這個日子。中國在過去30年達到了高速經濟增長，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很多發達國家早已經開始評估中國下一階段的發展趨向。而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30年的發展是份寶貴的經驗。很多國家不僅已經注意到這份經驗，而且也開始考量如何學習中國的經驗。

　　中國應當感到驕傲，但不應自滿。因為在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也面臨著一些問題和挑戰。例如中國的環境問題已非常嚴峻，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異過大。十七大提出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就是要普及小康。我的理解就是要走共同富裕之路。只有共同富裕了，才會把中國建成和諧社會。一個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很難和諧。但和諧社會不能建立在普遍貧窮之上，而是取決于可持續發展。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并在此基礎上達到共同富裕，這是今后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里中國面臨的主要任務。明年的新政府是個關鍵點。新政府會在這個方向發展做出什么樣的努力，人們拭目以待。

　　要學會利用好財富和強盛

　　《國際先驅導報》：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奧運會基本上都是主辦國國力走向繁榮的一個重要節點。那么奧運會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

　　鄭永年：能夠舉辦奧運會本身就是中國繁榮的標志，因為一個國家只有綜合國力提升到了一個程度，才有能力舉辦類似奧運會這樣的重大國際盛事。

　　但奧運會也是對中國的一個嚴峻考驗。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就是富國強兵，是如何追求富裕和強大。現在的情況有了不同。作為整體國家，中國現在富裕了，強大起來了。這個時候的民族主義應當有個根本性的轉型。中國會如何利用其財富和強盛？這為國際社會所關注。

　　奧運會能體現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的國際行為。從世界歷史看，傳統上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是強國主要是戰場上見勝負。但戰爭則給人類社會一次又一次的大災難。奧運會之所以重要，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其提供了戰爭之外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強國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一個成功的奧運會較之一場勝利的戰爭更為重要。戰爭主要表現為硬力量，但奧運會則同時體現硬力量和軟力量，其中軟力量更重要，因為奧運會給了舉辦方一次展現其文化和國民精神的機會。

　　對中國來說，更要把奧運會視為一個契機，為進一步的發展找到新的動力。但這個契機不僅簡單地理解為商機，而是包括其他方方面的發展，從國家體制到國民個體的行為。

　　《國際先驅導報》：奧運會畢竟只有短短的半個月，您對奧運之后中國的發展前景樂觀嗎？

　　鄭永年：奧運會是中國國際化的標志，表明中國和世界更加融合。在半個月時間，我們能夠學到很多東西，同時這半個月也是對自身的一次全面大檢驗。不容回避，奧運會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什么樣的壓力都有，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我對奧運會之后的中國發展前景持樂觀的態度。中國過去30年的進步是國家和國際社會互動過程中取得的，并且總體看來，中國和國際社會的互動越來越密切，處于一種相互依賴的狀態。在和國際社會打交道的過程中，也經常出現大小不等的危機和問題。我們這個民族不怕危機，危機經常是促使我們進步的動力。無論從歷史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程都說明了這一點。奧運會是中國和國際社會互動的一次大檢驗，什么樣的國際壓力都會出現。這對中國有好處。知道了什么樣的壓力，我們就會有明確的方向，就會去找自己的不足之處，從而得到改進。

　　有效應對“價值觀外交”

　　《國際先驅導報》：2007年，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其他方面，都遭遇國外的頻繁施壓。面對這種壓力，中國該如何應對？

　　鄭永年：西方對中國的壓力和他們對中國的擔憂緊密相關。西方對中國的擔憂，與其說是中國的不變化，倒不如說是中國內政外交方面行為模式的逐漸成型。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將近30年中，中國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發展出了自己的模式。在經濟上，中國已經和國際經濟體系整合，成為全球化的一個主要角色。在這個體系內部，中國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在政治上，中國并沒有受西方多大的影響，不斷摸索著自己的道路，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這種新型發展模式不僅已經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所認同和接受，而且也對像俄羅斯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盡管中國內部還面臨著無窮的問題，但在一些西方人士看來，這種正在形成中的中國模式很有可能對西方的民主模式構成有效的挑戰。這是西方所不能接受的。

　　怎么辦？唯一的辦法就是西方陣營加強聯合，向中國推行基于西方價值基礎之上的外交政策，即價值觀外交。所以近來歐洲各國隨著領導層的變遷希望改變以經貿外交為核心的對華政策。一些國家不斷向美國靠攏。德國要在亞洲推行價值觀外交，顯然是針對中國的。不過，西方推行價值觀外交有其困難的地方。要西方各國在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間作出明確的選擇并不容易。因此，各國在對華政策上很難達成共識，一致行動。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國已經具備了很大的能力來對付西方的價值觀外交。2007年中國盡管面臨了那么多的壓力，但都能從容應付。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和世界已經一體，西方如果非理性般地對中國施加壓力，也會損害到其自身的利益。并且，西方對中國所施加的壓力只是體現了西方國家內部一部分人的利益，大多數人從和中國的交往中得到了利益。更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在處理這些壓力過程的態度。每當遇到壓力，中國方面總是能夠反省自己，從而改進自己。

　　但對西方的價值觀外交，中國不應當，也沒有置之不理。

　　中國需重建國際政治話語

　　《國際先驅導報》：國際社會面對中國崛起，一直存在某種擔憂。在您看來，中國應做些什么？

　　鄭永年：和內部發展一樣，國際上也需要一面旗幟。這面旗幟就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同。中國實際上已經在承當超出自己能力的國際責任，并且各方面的國際行為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這種責任和變化并沒有反映到中國的國際話語中。說得嚴重一些，中國的國際話語嚴重滯后，既不能解釋和論證中國的國際行為，更不能讓國際社會對中國有個認同。

　　在這方面，中國面臨三個互為關聯的挑戰。第一，盡管面臨西方的壓力，但中國仍會繼續不去重復西方所通行的傳統干預政策如經濟制裁和軍事打擊。第二，努力不斷探索自己的適用于全球化時代的人道主義國際道路。第三，調整和重新解釋中國的國際政治話語，或者重建中國的國際政治話語，使得中國的國際政治話語和其國際政治行為相一致。這種做法并非要挑戰西方，而是要用不同的途徑達到國際社會都加以認同的國際價值。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大國的國際責任。

　　十七大回答了“河”的彼岸是什么

　　《國際先驅導報》：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變化和成就有目共睹。如果說之前是“摸著石頭過河”，那么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鄭永年：中國的經濟改革表面上如鄧小平所說是“摸著石頭過河”，但實際上是有明確方向的，知道“河”的彼岸是什么，那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在和國際接軌的過程中，中國從國際社會學會了管治市場經濟的經驗。盡管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還有待于改善，但經過這些年的改革，基本市場制度已經確立。

　　再者，從執政黨的黨章到國家的憲法和法律體系，市場經濟體系已經被賦予了總體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人們甚至可以說，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中國各方面政策話語的核心。

　　我自己覺得，從行為層面看，中國的發展實際上是有一張路線圖的。中國的改革實踐已經表明中國的改革是可以分階段進行的。改革大體可分為經濟、社會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個階段，改革的重點可以是不同的。

　　十七大把政治改革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并且提出了要用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的民主化路徑。十七大之后，有關方面在正式討論中國發展的“旗幟”問題。這是個好現象。只有這樣，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才會有明確的方向，人們才會有確定性。盡管“過(政治和社會)河”的過程可能也是“摸著石頭”，但必須告知人們這條(政治)河的彼岸是什么。十七大已經作了明確的回答。(記者 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