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權貴資本

　　相比其他權貴資本，張榮坤更有銀行貸款和社保資金一明一暗兩條融資渠道，杠桿率大為提高

　　知情人士稱，2002年張榮坤收購上海路橋，確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向民營資本開放的政策背景——“王維工、秦裕等人根據高層的意思，讓張榮坤等人首批運作，并在政策和資金上予以協助。因為當時先知先覺者已領會到有關政策，可以在這個領域做些嘗試。”

　　起訴書提到，時任上海市長陳良宇秘書的秦裕，對福禧投資取得滬杭高速經營權、嘉金高速BOT項目提供了幫助。

　　上述政策信息，在2001年12月原國家計委頒布的《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中已然透露。文件首次提出：“逐步放寬投資領域。除國家有特殊規定的以外，凡是鼓勵和允許外商投資進入的領域，均鼓勵和允許民間投資進入”。

　　在實行優惠政策的投資領域，其優惠政策對民間投資同樣適用；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以獨資、合作、聯營、參股、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經營性的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項目建設。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參與供水、污水和垃圾處理、道路、橋梁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同期，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布《關于進一步服務全國擴大對內開放若干政策的意見》，明確規定，來滬投資企業參與“一城九鎮”城鎮基礎設施與公共設施的建設和經營，享受有關優惠政策。

　　開放政策之前，國內公路歷來以國營主體“貸款修路，收費還貸” 的模式建設，在引進外資和民資的背景下，便發展出相應的BOT和TOT模式。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轉讓方式，是指政府將一個基礎設施項目的特許權授予承包商；承包商在特許期內負責項目設計、融資、建設和運營，并回收成本、償還債務、賺取利潤，特許期結束后將項目所有權移交政府。

　　TOT方式則是將現有已建成的設施轉讓給投資者，國營主體收回資金投入新的建設。這一模式一般不涉及項目的建設過程，避開了BOT方式在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各種風險和矛盾，如建設成本超支、工程停建或者不能正常運營、現金流量不足以償還債務等。有些項目可能需要進行技術改造，但同新建項目相比，風險和矛盾有所降低。

　　但事與愿違。在高速公路“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政策實施過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強勢干預，黑箱操作，公開公平競爭環境難以形成，“民營化”實驗迅即成為官商勾結的場所，高速公路或同類大型公共基建項目演變為權貴資本融資工具，案例頻發，教訓深刻。

　　本世紀以來，各地公路經營權轉讓頻現內幕交易。賤賣問題之外，一些民營業者挪用建設資金，虛增建設成本，最終收買政府官員延長公路收費年限。2006年11月，交通部下文，要求各地政府在國家新的《收費公路權益轉讓辦法》頒布實施之前，暫停還貸公路收費權益轉讓，而新的《辦法》遷延一年，至今并未出臺。

　　上述政策的現實困境，在張榮坤握有的兩條上海高速公路上體現得甚為典型。收購上海路橋，實為TOT模式。由于滬杭高速公路上海段為已建成公路，資產負債比例也達到了70%的銀行政策線，因此張榮坤只能以改擴雙向四車道為由，每年向工行申請約五六億元規模的短貸。

　　作為上海市重點工程的嘉金高速，實為BOT項目。就在上海路橋轉讓當年，張榮坤借道上海工投，實際控制了新建項目嘉金高速。按2002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對嘉金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成立的批文，公司注冊資本為12億元，其中上工投、上工新創、南京禧福的出資為4∶3∶3。其貌似國有控股民營參股，但上工新創為張氏控股，嘉金高速從開始便掌握在張榮坤手中。

　　截至2006年2月9日(最后一次工商變更)，嘉金高速注冊資本增至14.72億元，其中，南京禧福維持6000萬元，占4.08%；福禧投資續增至14.12億元，占95.92%。

　　BOT模式的嘉金高速一旦到手，張榮坤迅速打開了大規模銀行貸款的通道。2003年，嘉金高速獲工行17億元短貸，次年轉為27億元長貸，張氏對外投資的大幕就此拉開。

　　對深諳此道者而言，新建高速公路項目非但可以獲得承建利潤，更關鍵的則是撬動巨額銀行貸款。在多達數年的建設周期中，操盤者可巨額虛增在建工程及庫存，套出建設資金實現對外投資。

　　相比其他權貴資本，張榮坤更有銀行貸款和社保資金一明一暗兩條融資渠道，杠桿率大為提高。收購上海路橋之初，由于公路經營權已抵押于工行，張榮坤只能以公司股權抵押拆借上海社保資金。據上海社保局當時一份風險報告認為，這種股權抵押模式存在權益不被認定、保證責任無法落實的風險，但祝均一仍為張榮坤大開綠燈。

　　經法院認定判決，祝均一收受的166萬余元賄賂中，有131萬元余元來自張榮坤，其中多數是通過妻女以財物方式獲得。

　　通過上海社保資金隱形融資，張榮坤還得以隱瞞公司負債水平，此次其被指控欺詐發行債券罪，便肇因于此。

　　2003年之后，張榮坤從兩條高速公路項目挪出短期資金，購買資產后再向社保抵押，資產規模如雪球般滾大。公司總資產由2002年的40.2億元增至2006年6月底的136.22億元，凈資產也由12.47億增至53.13億元。

　　至案發時，“福禧系”公司對工行上海分行的貸款，貸款余額為61.34億元，分別源自嘉金高速的27億元長貸、路橋轉讓時承接的20億元長貸，以及多年累增的十多億短貸。對上海社保的貸款，也累積至34.5億元。

　　三年間的高速擴張中，“福禧系”對外投資分布于金融、地產、基礎設施及上市公司私募投資。其中包括：投資約4億元持有中國財產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人壽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關聯機構的股權；購入華安基金20%股權；對家鄉蘇州投資近9億元，購買滬嘉杭高速20%股權和城區兩幅土地；此外，還在北京、上海各買了約1億元房產。

　　張榮坤收益最大的一筆對外投資，當數上海電氣赴港上市前的私募入股。在這場交易中，密友韓國璋發揮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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