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便在百度或谷歌上搜索一下，有關拆遷株連的消息就接連不斷地蹦到眼前：福建閩候拆遷株連；湖南新化強制拆遷拘留和“株連”并用；最著名的莫湖南嘉禾縣的拆遷株連，約有160多名公職人員或多或少因拆遷問題受到株連，氣勢洶洶的口號“誰影響嘉禾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猶在眼前……

　　在拆遷和株連過程中，上至普通官員，下至庶民百姓，無論其平時如何“強勢”，在拆遷面前都往往成為弱者，成為犧牲品。可見在絕對權力面前，任何人都不可能獲得喘息的機會。

　　幾乎所有的拆遷株連行為，主事者都知道這樣做是明顯的違法行為，這從他們千方百計阻撓、回避媒體采訪和曝光即可知。但他們仍然“爭先恐后”不惜代價，首先自然是巨額利潤的驅使。在大量的非法拆遷中，開發商、地方政府乃至一些主事官員本人從經濟到政治上的“利潤”何止百分之百？政績、GDP、地方財政收入乃至官員個人尋租利潤，都牢牢捆綁在“經營土地”的一根繩子上，極大地誘惑著一些地方官員不惜一切代價前赴后繼。

　　其次，株連拆遷之所以能夠在一時一地如入無人之境地不斷推進，根本在于地方主要官員的權力不受制約。當地民眾和下級官員制約不了他們，敢怒而不敢言；上級監督不過來。地方各種有效的行政、司法資源幾乎全部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又高度集中于一兩個主要官員，尤其是地方“一把手”身上，給了某些無法無天的官員一手遮天創造的機會。

　　盡管國務院早有明確規定，政府行政機關不得干預或強行確定拆遷補償標準，直接參與和干預應由拆遷人承擔的拆遷活動。但由于權力不受監督，法規形同虛設。因此，真正的問題還在于對權力的內外監督及約束。新聞媒體從外到內的輿論監督，以及通過公民的選舉權、罷免權等對地方官員的權力制約，是解決“權為民所用”的制度依托。

　　此外，從法律的角度而非行政的角度啟動嚴厲、嚴格的問責機制，告別以行政代替法律的傾向，才能達到懲前毖后的目的。《憲法》中第13條、第39條規定，公民的住宅受保護，不能侵入。公民的儲蓄、房屋受法律保護。但現實的情況是，拆遷人只要打著拆遷的旗號就可以擅入任何一個被拆遷人的住宅。《民法》強調公平、自愿、平等交易，而違法、強制拆遷是強買強賣；《刑法》中規定私入民宅、搶奪、搶劫、毀壞公私財物是犯罪，但在拆遷的名義下這些行為卻可以不被追究。顯然，大量違法拆遷、暴力拆遷的存在，與法律問責的缺席息息相關。(童大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