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切為權力所用，社會權利就無從生長。倘使承認“權利株連”的背后有“權力通吃”之手，承認社會權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就應該看到，對一個社會而言，任何個體權利的坍塌都可能發(fā)生多米諾骨牌效應。

　　有關“拆遷株連”的故事已經(jīng)聽到很多了。最經(jīng)典的例子，莫過于幾年前湖南省郴州市嘉禾縣為建商貿城強制拆遷“株連”公職人員。在媒體曝光后，“誰影響嘉禾發(fā)展一陣子，就影響他一輩子”從此四海揚名。

　　幾年后，這個拆遷精神在江西省豐城市重新發(fā)揚。據(jù)《中國青年報》報道，在一場“舊城改造”拆遷中，許多與被拆遷人有親屬關系的公職人員被告知：要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說服其親屬在拆遷協(xié)議上簽字，“否則將被采取組織措施”。在這場拆遷補償與市場價格懸殊的拆遷中，有人被停職，有人被威脅停發(fā)工資，連一些低保戶都被告知，如不配合將被停發(fā)最低生活保障。

　　由于拆遷補償標準低得可憐，一位受到“拆遷株連”的干部向媒體訴苦：“這讓我怎么有臉去跟親人做工作啊？”與此同時，他又不得不擔心，若不做通工作，就會有所謂的“組織措施”等著他。

　　“拆遷株連”是一種“權利株連”。“權利株連”通常表現(xiàn)為，手握權柄者擅作主張，將公民的部分權利拿來為權力所用，讓公民為他們不相關的義務做擔保，借此實現(xiàn)權力部門的其他意圖，或者利益最大化。具體到江西豐城由副市長掛帥的“拆遷株連”案，不難發(fā)現(xiàn)，在豐城拆遷當局眼里，無論“公職人員”，還是拆遷戶，都是該向權力無條件低頭的。

　　所以，當一位拆遷戶為了捍衛(wèi)自己及鄰人的權利從省城南昌請來律師宣講《物權法》時，很快被有關部門“羅織罪名”拘留了15天。

　　由此可見，導致“權利株連”大行其道的真實原因是“權力通吃”。在文明社會里，權力源于公眾的授予，權力是公眾賴以實現(xiàn)自己利益的工具。然而，在“權力通吃”的邏輯鏈條中，社會不過是權力的囊中之物，正因為此，公民的權利隨時可能被權力部門充公，成為權力實現(xiàn)自己意圖的工具，而不是相反。

　　“權利株連”并不限于政府主導下的拆遷運動中。這些突發(fā)奇想的“連帶責任”似乎具有某種普遍性，它不僅體現(xiàn)在親友間完成社會權利的抵押與剝奪，同樣表現(xiàn)為在同一位公民身上完成不同權利的連坐與消減。

　　關于前者，就在前年，還有人大代表提議，由于鄭州市區(qū)中小學接受學生能力嚴重飽和，所以建議“只能給每個農民工家庭提供兩個入學名額”。顯然，這種“權利株連”或“代際連坐”，讓孩子的人生“為父母抵債”的提議嚴重地違背了“公民平等”的原則，違反了《義務教育法》的基本精神。

　　中國自古有“連坐”與“株連”，從親緣或地緣上使無辜者因他人犯罪而受刑。在王權至上的年代里，社會關系因這種無條件地服從并服務于王權而被嚴重扭曲。顯然，這種“連坐”與“株連”既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治國安邦之策，也談不上有半點法治精神。其殘酷還在于不僅使社會永遠處于一種“緊急狀態(tài)”之中，而且這種“權利綁架”使每個人的幸福都朝不保夕。

　　21世紀，按說歷史上的一頁早應該翻過去了。然而，有些弄權者卻愿意“占盡跨越時空的好處”，他們一邊享用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一邊醉心于生活在權力至上的古代，作威作福。他們不僅藐視民權，視剝奪民權為探囊取物，更要想方設法地將民權貶斥為一種可以隨時“綁架與贖回”交易的“抵押物”，至于定價權，也是權力自己說了算。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切為權力所用，社會權利就無從生長。倘使承認“權利株連”的背后有“權力通吃”之手，承認社會權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就應該看到，對一個社會而言，任何個體權利的坍塌都可能發(fā)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基于此，有理由相信，只有依法約束權力、規(guī)范行政，及其扶正公民的每一項具體的權利，才能杜絕“權利株連”之亂象叢生，才能讓每一位公民的權利變得貨真價實，并且持久。

　　作者熊培云系資深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