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或許是個過于宏觀的概念，但卻必然在未來數十年內，于細微處影響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

　　這或許是個阻力重重的變革，但卻必然使中國在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大部制，這個內涵豐富的詞匯，在十七大后進入公眾視野，重構中國政府權力架構的預期，使它承擔起吹響中國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號角的重任。

　　大部制改革時機成熟

　　“大部制，將成為下一輪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的龍頭。”

　　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在北京大學的講壇上，61歲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以這句話開始他的講演。當時，臺下眾多的聽眾，對大部制這個新詞匯，還知之甚少。

　　幾個月后，這個當時被外界認為是純學術猜測的想法，被官方以最高文件的方式證實。

　　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被鄭重寫入近3萬字的十七大報告。

　　今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正式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汪玉凱因此成為媒體追捧的大部制改革專家。

　　“我搞了幾十年的政府改革研究，通過我的觀察和思考，目前，推進大部制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汪玉凱說。

　　避免職能交叉多頭管理

　　大部制，這個在十七大后才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在中國人聽來還有些陌生的新詞匯，30年前已經是歐洲各大報章的熱門話題。

　　被中國人熟知、素以鐵腕著稱的英國保守黨領袖撒切爾夫人，在1979年上任伊始，就將改革英國政府機構列入她的工作表，大部制的思路，正是在其實踐中逐步明確。

　　所謂大部門體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門設置中，將那些職能相近、業務范圍雷同的事項，相對集中，由一個部門統一進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

　　“目前，社會和經濟范圍內，我們的政府機構職能交叉的問題比較突出，直接影響到我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現在基本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汪玉凱說。

　　一個事實是，大部制從去年10月寫進十七大報告，到今年3月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僅僅用了5個月的時間。

　　“這說明，最高層對這個問題，早有考慮，已經下定了決心。”汪玉凱分析。

　　人事安排成改革難點

　　這并不是一個容易下定的決心。

　　對中國政府的管理機構稍有了解的人，都會對其復雜的架構和龐大的組織體系記憶深刻。

　　“我簡單數了數，國務院各部委、直屬機構、辦事機構、事業單位，至少有70個。”中國人民大學的毛壽龍教授說，他所帶領的課題組，曾在2004年，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委托，做過一個名為《未來十年的政府改革框架》的課題研究，在成果報告中，提及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毛壽龍的建議也是，進行大部制改革。

　　向來爭論不休的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觀點出奇的一致，“雖然有一些不同的聲音，但都是改善性的質疑，而不是否定性的。”毛壽龍稱。

　　改革的阻力，顯然并不來自于學界。

　　“要將幾十個部委，縮減成十幾個，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多出來的部長們怎么安排。”汪玉凱稱，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人事，始終是改革不可回避的難題。

　　“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國務院40個直屬部委，一下子減了11個，力度相當大，改革前，中編辦等部門的負責人和每一個部長談話，就談三句話，叫部長回答三個問題。一個問題是，你看你這個部，下屆政府還要不要；一個問題是，要的話，你最少需要哪幾項職能；第三個問題是，根據這些職能，你要多少人。據說一輪談下來，沒有一個部長主動要撤銷自己的部。”

　　部長們的反應，其實很好理解，每個部委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都有各自的利益。“這種調整涉及到很多利益的問題，受到一些部門的抵制和反抗，這是政府機構改革的最大難點。”汪玉凱說。

　　即便面臨眾多阻力，大部制改革還是被本屆政府提上了日程。“就像生小孩一樣，這是一個必經的陣痛，早經歷比晚經歷好。”汪玉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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