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進入利益博弈時代，“統籌兼顧”將成為協調利益合理博弈的核心思想

　　“我要做敢于直言、善于直言、勤于直言的農民工代表。”作為歷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中第一次選出的三名農民工代表之一，當來自四川武勝鄉下在廣東佛山打工的胡小燕代表向《瞭望》新聞周刊表達自己心中的責任和擔當時，標志著一個具有1.5億人的新利益群體，在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中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直接的代言人。

　　“盡管農民工代表人數有些太少，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也是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南開大學教務長、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朱光磊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這一方面說明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出現的新興利益階層，開始公開合法地進入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最高權力領域；另一方面這個相對低調的利益群體能夠在最高權力機關擁有自己的利益代表，說明中國社會政治走向利益群體合理博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進步導致了社會分化，打破了傳統社會結構，也帶來了社會成員的利益分化，不同階層的自身利益需求日益顯著，按高層的表述是“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因此，在朱光磊看來，各階層的利益訴求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矛盾和沖突。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以城鄉矛盾、地區矛盾、勞資矛盾、行業矛盾、干群矛盾等形式體現出來，“總體都屬于階層分化誘致的深層社會矛盾，核心是不同階層和群體的利益關系”。

　　“隨著社會各階層自我意識增強而來的是對自身利益的主動追求，這樣階層之間以利益為核心的矛盾沖突，就從模糊的認識轉變為實際的競爭行為，利益博弈由此產生。”他指出，進入21世紀后利益博弈在國內已成顯性行為，主要體現在“利益集團”的概念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并流傳，集團利益博弈代替了松散的利益碰撞和競爭。

　　這位一直致力于研究當代中國各社會階層的政治學教授強調，特別是加入WTO后，目前各種決策所涉及的利益關系調整，都已成為一個多方利益博弈過程，如“兩稅合一”、房地產調控、“官煤”整治、油價上漲、手機漫游費調整等，利益博弈是顯而易見的，“可以說，中國已經進入利益博弈時代”。

　　利益集團并非“洪水猛獸”

　　作為國內最早從政治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方向研究利益集團的學者，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研究員張宇燕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首先給出了利益集團的概念：“由一群擁有共同利益的、在社會中占少數的人組成的團體，其目的在于力求通過對國家立法或政府政策的形成與執行施加于己有利之影響。”

　　盡管張宇燕同時特別強調，利益集團是一個中性概念，“不是簡單可以用好和壞進行區分的”，但是因為改革前一直強調人民利益的高度統一性，并試圖以此消融、代替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特殊利益，使得與過去單一體制下“人民利益一致論”相悖的利益集團概念成了貶義詞，甚至將其與惡意既得利益集團相混淆而一同視為“洪水猛獸”。

　　朱光磊介紹說，“其實，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集團的存在和活動多數是合理的，要求大都是正當的，其中有的還是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動力，是市場經濟運行中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

　　甚至利益集團下面的子概念“既得利益集團”，也不能一概否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左大培就指出，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鎮職工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在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面前，他們中的一些人就有可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在市場按市場價減持國有股時，股民們也是既得利益集團。

　　如果按“已經先于其他社會成員獲得利益”定義既得利益集團，有的依靠政策導向適時調整自己的努力方向而先行獲利，比如勤勞致富、靠科學致富、靠資本合法經營致富；有的靠權力、靠權錢交易和鉆政策空子致富、靠行賄詐騙致富。盡管他們都會維護既得利益，存在著竭力影響改革、反對利益調整的傾向，但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卻存在很大差異，即既得利益集團維護的利益也有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之分，不能一概“妖魔化”。

　　“其實，早在1988年，黨的十三屆二中全會工作報告就首次認可了利益集團的存在，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內部仍然存在著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朱光磊進一步解釋說，“從現代政治發展規律來看，利益集團總體上是一種積極的政治因素，對民主政治發展的積極作用特別體現在充分的利益表達、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強化政治監督等諸多方面。”

　　比如，利益集團提供了一種意見表達和意見綜合機制，是一種重要的彈性機制，使得利益訴求不是通過暴力而是協商，在社會公眾和政府之間形成緩沖而避免直接沖突。而且它還是重要的信息傳輸和社會監督主體，可以促進政治運行機制的完善和政治生活的開放。

　　正是在這層意義上，2006年“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上，時任央行副行長的吳曉靈明確提出，“中國的改革已進入利益格局調整的新階段，必須承認不同的利益階層和利益集團的存在，要通過法律手段界定利益邊界。”

　　利益博弈“破繭而出”

　　“當代中國的利益集團現象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利益集團隱性活動階段，第二階段是利益集團現象的顯性化并呈普遍化發展趨勢。”朱光磊認為，世紀之交，圍繞加入WTO問題，當代中國社會首次出現了顯性集團利益行為，進入了第二階段。

　　由于加入WTO關系到各行業、各方面的切身利益，而且影響將是長期的，各種利益群體不得不將自己的利益訴求表露出來，并力圖影響政府部門決策。在加入WTO問題上，汽車、電子等產業和電信、金融等部門希望延緩步伐，紡織、服裝和輕工等行業則希望盡快加入，以掃清進入國際市場的壁壘。為此，各行業的精英組成一個個團體，向政府展開游說。

　　這些利益集團通過提交行業發展報告書、提供國外相關行業的情況、邀請政府官員參加行業會議等方式，陳述加入WTO的利弊得失，影響政府決策，甚至直接參與入世談判。朱光磊認為，利益集團游說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而這次利益行為也成為當代中國利益集團浮出水面的標志。”

　　按照朱光磊的分析，盡管此前利益集團基本上是以隱性方式存在并展開活動，但其范圍、規模、影響乃至行為能力都在不斷增長，所缺少的只是“破繭而出”的機會和形式。比如，從區域政策制定、金融改革、醫療體制改革等諸多問題中都能看到利益集團的身影。只是世紀之交，利益集團抓住機會，成功跨越潛伏期，利益集團行為逐漸成為一種事實且向普遍化發展。

　　2004年1月31日，國務院出臺“國九條”，以推動資本市場特別是股市改革。基金、券商、上市公司和相關主管機構等不同利益方展開了博弈，政府的改革措施受到股市中“既得利益集團”的沖擊。這個行為不規范，甚至靠著權錢交易、黑金操作，已經積累了強大經濟資本的利益集團，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途徑，試圖降低政府影響力，維護自身既得利益，使得“國九條”一度遲遲難以落實。

　　在房地產領域，利益集團作用更為明顯。2003年6月央行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引起房地產界強烈反響，由各地房地產商組成的團體迅速展開“政策游說”，最后完成了被稱為改革以來第一次通過所謂利益集團的努力而改變政府一項重要政策的“壯舉”，即《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的出臺。

　　此后，2005年開始的新一輪房地產利益博弈中，房地產商、投資人、購房者、金融機構等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團，通過呼吁、游說甚至要挾等手段，力求在控制和反控制的利益博弈中獲得優勢。2005年4月的海南博鰲亞洲論壇上，靠房地產成為富豪和掌握財富的人集體亮相、集體發聲，達成“房價還會繼續上漲”的共識，讓人們見識了其作為利益集團的本質。

　　在當前社會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團現象越來越明顯。醫療衛生領域藥價高、看病難等現象，就與利益集團影響不無關系；在新的《公司法》修訂過程中，各種利益集團紛紛主動參與游說，而這在1993年《公司法》立法過程中是無法想象的；在地方和民間社會，如溫州煙具協會自發打贏“洋官司”，表明民間利益集團的行為能力。

　　種種現象表明，當代中國利益集團已經跨越了潛伏期，正以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對社會政治生活產生顯著的影響。利益集團不再諱莫如深，它們不再掩飾自己的利益訴求行為，游說行為日益顯性化，官員、學者、媒體等都成為游說對象，以獲取支持或在其中尋找代言人。同時，利益集團對政策的影響、不正當競爭手段等，也增加了社會政治生活的變數。

　　不過，按照朱光磊的觀察，中國的利益集團目前還不是一種普遍現象，僅那些利益意識較強者組成了利益集團，且多存在于利益競爭比較明顯的領域，“利益集團行為也還是臨時性的、問題針對性比較強的行為，只有政策決定影響到自身利益時才有利益集團行為發生。尤其是，其行為沒有獲得合法定位，直接影響發生的強度和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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