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否定官商勾結和官僚型既得利益集團

　　然而，不能不承認現在利益集團現象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在利益博弈中存在較嚴重的利益失衡。利益博弈主要依靠資源，資源多寡往往決定了博弈中的得失比例。而當前各階層、各利益群體在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占有方面存在嚴重的不均衡，擁有較少資源的群體往往利益受損。于是，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利益博弈不均衡或者不公正的現象，引起了較大范圍“利益分配不公”的呼聲。

　　“強勢利益集團向社會滲透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也影響社會公正，它們甚至能夠在某種程度上‘俘獲’政府而獲得具有明顯利益傾向性的政策。”朱光磊介紹說，如在考慮“兩稅”合并時，外資集團利用其在經濟結構上的重要地位而向政府施加壓力，甚至獲得某些官員的“合作”，共同反對兩稅合并。而關于經濟學家是否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爭議，反映的是社會精英與強勢利益集團合流的深層問題。在社會反映強烈的房地產問題上，利益集團扭曲定價機制，抬高房價，甚至轉化為一種“暴利集團”，已經嚴重影響了社會公眾的生活。

　　另外，利益集團與個別政府官員的暗箱“合流”或“勾結”，給政府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當前，有的利益集團通過行賄等非法手段實現與政府官員的“勾結”，犧牲他人利益滿足自身利益。

　　特別應防范的是，在最近的房地產博弈中，某些地方政府本身就成了重要的利益方，是當前房地產市場的主要獲益者，它們成為阻礙中央房地產政策貫徹實施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出現政府部門的利益集團化，很容易導致擁有行政權力的利益集團與其他利益集團、社會成員的不公平競爭，給社會公平造成極大危害，這將對黨的執政能力提出嚴峻挑戰。

　　可以說，“官商勾結型利益集團”和所謂“官僚型利益集團”是目前危害社會最嚴重的利益集團，要嚴厲予以打擊和否定，同時應盡快形成合理公正透明的博弈機制。

　　令人欣慰的是，隨著改革開放深入和社會發展進步，高層領導不斷深化對“利益”問題的認識和判斷。

　　1998年，江澤民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把有效化解利益關系當作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各種利益關系，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正確地統一和結合起來……”

　　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從協調利益矛盾與沖突角度，胡錦濤同志提出用“五個統籌”的思想解決當前經濟社會生活中突出的利益矛盾問題。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構建和諧社會，要建立健全社會利益協調機制，妥善協調各方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近來，中央領導同志將“協調利益關系”列為領導干部的執政本領之一。

　　而對國家和人民利益“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官僚型既得利益集團，則要堅決給予否定。來自中央的聲音是，我們黨絕不允許搞剝削階級政黨及其統治集團所追求的那種既得利益，也絕不能成為那樣的既得利益集團。所有黨員干部必須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權、用好權，而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最大程度地堵塞以權謀私的漏洞。

　　有關專家指出，黨中央對利益集團問題保持著清醒頭腦，對其利弊有著冷靜的判斷。

　　“統籌兼顧”促進合理博弈

　　正因此，黨的十七大報告及時提出用“統籌兼顧”的思想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利益關系。對此，張宇燕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給予了政策解讀。他說，“決策層提出‘統籌兼顧各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是承認各方利益存在這一事實，另一方面說明這些利益有時候是協調的，有時候是矛盾的，需要統籌兼顧。”

　　按照他的理解，“統籌兼顧”此時的含義，就是要設計出一套規則、制度或社會規范，讓各方面利益，包含地區利益、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等，無論是群體、地區、部門、企業還是個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服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承認其利益，甚至鼓勵實現其自身利益，但是要服從國家設計的制度規范。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曾經受教于利益集團研究權威、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曼瑟奧爾森的張宇燕舉例說，一個利益集團謀求自己的排他性利益是很自然的事情，“比如本地有啤酒廠，通過游說本地政府對外地啤酒進入進行限制，從其自身而言沒有什么不對。但是，如果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利用手中的權力實施偏袒性政策，那就有問題了，因為這樣做破壞了競爭的基本原則，形成了壟斷，還可能滋生腐敗。”

　　集體行動理論有一個基本觀點，那就是經濟發展的快慢和利益集團追求狹隘利益的行為有很大關系。如果對利益集團的有害行為不加以約束，任其無限制地發展，它就會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惜危及整個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如果一個國家充斥著大量這樣的狹隘利益集團，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會受到嚴重的掣肘。

　　因此，在張宇燕看來，國家的興衰、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繁榮和諧，就主要取決于制度設計的好壞和制度貫徹的力度，“其中核心制度就是那些與國家相關的制度，也就是中國的人大(立法)、高檢高法(司法)和國務院(行政)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規，以及它們在現實中的執行。從國家的角度看，它們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規范利益集團的行為。”

　　這個過程中，他認為，制度設計者一定要注意到，如果沒有建立合理的利益集團博弈機制，就會帶來扭曲的激勵，從而造成經濟不協調，這“就像一些人沖進了一家陳列許多精品的瓷器店，如果大家協商還能一人多分得幾件，如果哄搶則最后打碎的肯定比搶到手的還要多。集體行動理論奠基者奧爾森的意思就是，齊心協力而不是相互拆臺彼此掣肘，大家的利益就能夠得到保證，從而經濟也就能夠得以長期協調發展，否則等待人們的便是經濟停滯甚至倒退。在這個過程中，關鍵的是要有一套好的規則，讓總是力求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人或集團，在這樣做的同時也能夠為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作出應有貢獻。”

　　所以，張宇燕認為，“人們通常所說的‘德政’或‘仁政’，大致就是指所設計和實施的規則或制度，能夠合理有效地規范既得利益集團的偏好和行為，進而實現整個社會福利的改進。其實，經濟學家的最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幫助設計出這樣的好制度。”

　　“‘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至少有雙重含義，其一是通過體制改革，在不損害任何個人或集團利益的情況下增進其他人或集團的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中常說的實現‘帕累托改進’的制度變遷；其二是對那些改革中利益受到損害的個人或群體進行補償，同時增進社會中大多數人的福利；其三是對那些追逐局部利益時嚴重損害整體利益的集團實行強制性監管。”

　　比如手機充電器，即使原來的充電器完好無損，國內目前更換手機時還是必須購買配套的充電器。為什么充電器不能有統一的端口？為什么手機充電器不能單賣？全中國目前有幾億手機用戶，每年有數千萬人要購買新手機，如果手機充電器統一標準且不隨機買賣，一年能節約多少資源呀？想想看，做到這一點非常簡單，只要國家統一規定就行。但為什么直到今天還沒做這件事？其中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生產手機充電器的企業已經成為既得利益擁有者，從而會竭盡全力維護之。

　　“關鍵是政府在‘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的時候要深謀遠慮并且決心堅定。”張宇燕認為，今天的中國還大量存在著不損害任何人而惠及全民的機會，或是僅損害極少數人的不當利益而造福社會的空間。前者如制訂馬路“右行”這樣沒有任何人受損、但每個人都會受益的“帕累托改進”規則，后者如手機充電器這樣的案例。“我們完全可以先從這些方面著手來統籌兼顧多方面、甚至是相互沖突的利益。”

　　在他看來，對于壟斷性質的利益集團，“統籌兼顧”就是保證在國際競爭中國家利益不受損的前提下，通過制定一套嚴格的法律與行政監管規定，將其對國內市場有效性的損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對于那些官僚性質的既得利益集團，則應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切斷權力和金錢之間的利益輸送渠道。對于那些沖擊既得利益集團的不當既得利益的“新興”利益群體，政策上一定要大開方便之門，讓更多的人參與博弈，以求鼓勵競爭、增進社會福利。

　　“‘統籌兼顧’要做的就是不斷擠壓利益集團的負面作用，放大其正面效果。達到這一目標的根本途徑之一，就是政府通過法律或規則，鼓勵新興利益集團的出現，縮小既得利益集團的規模，減弱其在市場上的影響，形成眾多力量的合理博弈。”張宇燕最后說，“其實，早在兩千多年前，西漢名臣賈誼在《治安策》中，就給出了剔除既得利益集團不利影響的根本性或原則性思路：‘欲求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少其力。’”(王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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