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 槌

　　當時各部委給出的條件不盡相同，呂青所在的財政部作為強勢部門是當時分流政策最好的部委之一。“1998年精簡的時候，財政部給了18項優惠政策，比如分一套房子；由公費出錢去讀書兩年，有去英國劍橋美國哈佛的也有在清華中央財經的；還可以選擇去財政部下相關的事業單位。等等。當然這些政策不可能一人獨占，只能在其中擇一。”呂青說。

　　當時年紀輕的人，大多傾向選擇出國讀書。讓呂青最為扼腕的是他的一個女同事，當時她選擇了去英國讀書。這幾乎是分流人員最令人艷羨的出路了，饒是如此，這位女同事被精簡后心情一直不好，一直沒有想通，因無法適應國外求學生活只讀了半年便回國了。不久又與丈夫離婚了，最終失去理性選擇了自殺。“她如果料到過了兩年，去讀書的人大多又都回到了部里，估計也不會做出如此選擇吧。”

　　薛劍所在的部委也有這么一位鬧自殺的主。這位軍轉的處級干部認為自己身無長處，要是部里分流他就是把他往死路上推，聲稱一旦被分流就從12樓辦公室跳下去。

　　薛劍覺得這一切都是“官本位”作祟，機構改革首先要改變政府職能，而要改變政府職能則首先應改變這種“官本位”的傳統文化心理。但不可諱言，在那個時候乃至延續至今，崇拜權力也是我們這個國家國民正常的心態。

　　在大樓里做過三年科級公務員的薛劍，也自然做過紫袍加身、開府封疆的白日夢。那個擠在紀委傳達室看朱镕基答記者問發出“大丈夫當如斯”的王賢亦如此這般癡迷權力游戲，他那時的抱負是“50歲之前做到中委”。

　　在中國，政府占據了太多的社會資源，對社會的影響過于巨大。吊詭的是，不久之后電視中那個王賢傾慕不已的大人物緊接著發動的改革讓他30歲之前就遠離了官場。

　　薛劍在大樓里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公文，這活說簡單則簡單，說難則難。一些干部終其一生，就在鉆研這事。

　　薛劍午飯后會玩一回電腦游戲，然后去公共澡堂洗澡，洗澡完畢回到辦公室，干點雜活，等著下班。那些日子，電腦游戲《仙劍奇緣》正風靡全國，這座令人仰視的部委大樓也概莫能外。“我想，每個人都有李逍遙(游戲主角)初出江湖時的豪情萬丈，每個人的人生也都有他那樣的不得已。游戲over時，我流淚了，不敢再去玩一遍。”離開那座大樓后，薛劍就再沒有回去的想法。

　　一箭之地外的蔣琦則已經在期盼著離開的那一天了。

　　他仍然記得離開會議室的那一刻，心中仿佛聽到落槌之音，他知道那一天永遠不會再來了。“國務院文件的形式通知各個部委單位，開會的形式傳達到每個個人，部委里邊司局有一個統一的會議，然后是各司局開。”蔣琦說，夏天一過，他終于可以離開了。

　　等到1998年10月，大樓的精簡方案已定，上面根本沒給任何的通融，減47%，機關公務員由420余人減少到270人。

　　盡管之前，大樓里的頭腦也鼓勵公務員參加研究生考試主動分流，但大家都憋著，無人響應，最后硬是沒一個公務員主動離開。

　　薛劍仍記得落槌之日的場景：依舊在司會議室的大會議桌。圍著會議桌有十七八張椅子，再在外面緊靠著墻壁又有一圈椅子。開會時，沒有人刻意做規定，大家都心有靈犀地找對自己的座位。司長坐在中間，副司級干部在他兩旁坐定，其他處長、副處長便把環繞會議桌“二環路”的一圈椅子坐滿，而靠墻壁這圈被成為“三環路”的椅子，稀稀拉拉由我們這些科級干部占據。

　　此時，坐在“三環路”的他依舊幻想這若是有一天提拔為副處長，第二天開會他會自覺地遞進到“二環路”上坐定。

　　分洪區

　　那次各部委的分流安置主要是三個途徑：一是離退休還有幾年的老公務員提前退休，不少人樂得利用資源下海兼職發揮余熱；第二條途徑則是政府拿錢去大學學習三年，本科畢業的去讀碩士，碩士學歷的去讀博士，三年期間各種待遇不變，哪怕大樓里分牛羊肉、大米也都有其一份，這些研究生的名額是特批的；第三條途徑則是調到直屬國有企事業單位，好像直屬單位就不人滿為患了。

　　因為去直屬單位原則上是級別不變，直屬單位受制于上級領導部門，一般對分流來的人員不能不接受。這些單位當時被人形象地稱為“分洪區”，“幾次改革之后，那些分洪區也已經是汪洋大海，分無可分了。”結束了“中委”之夢，分流到一家事業單位的王賢說。

　　分洪區也不是國家財政直接支付的，也不會給國家財政帶來財政壓力，很多事業部門財政主要是靠收費，比如王賢分流去的那家，國家給30%的經費，其他靠收費。

　　雖說人員減少了近一半，但部級官員和司局級官員的職位基本上沒什么變化，處級職位減少也不多。比如薛劍那個司僅僅將8個處減少為7個處，老干部局和機關服務局從公務員編制就地變為事業編制——這樣就不占編制名額。

　　減少的主要是科級和科級以下的職位。比如原來每個處四人，處長、副處長各一，現在變成一個處僅三人或二人，處長、副處長職數不變，每個處要么留一個科員要么一個科員都不留，全是官員。對具體辦事者來說，首先要平衡各方面利益，再然后就是考慮分流工作的難易程度。

　　但是這場驚心動魄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并沒有出現曾經預想中的尖銳矛盾。就像官方學者聲稱的那樣，上世紀的幾次機構改革已為冗員安置探索出了寶貴經驗。

　　大樓宣布分流后不久，就是春節，春節過后，薛劍這些被分流者還得回部里等候安置。這時候，他分到了一套1995年建的小兩居，兩間臥室加一個小廳，使用面積42平米。房子在北三環外，位置還不錯。分到了房子，妻子比他還高興，她對薛劍進部委最大的期盼就是分一套房子，有了房子她覺得分流算個啥。后來薛劍了解到，各部委分流干部無房者普遍分到了住房，這點算是貨真價實的“贖買”。

　　“中央政府有能力用種種政策和財物來贖買分流干部放棄公務員的資格。而被分流的公務員，大部分實際利益并未受到損害，只是心理上多少有些失落罷了。”薛劍說。

　　離開的時候，薛劍選擇了去直屬該部委的一家報紙當記者。

　　緩解閥

　　蔣琦選擇了去北大讀書，1998年11月，他參加了考試，在翌年3月份開班，比一般的研究生早一點入學。讀的是那年最熱門的法碩專業。

　　外交部是采取自愿的原則，一種是走了之后給你提供一些比如公費上學的條件，在行政待遇上有一系列安排，還有一些可以上完學再回來。

　　他走的時候并沒有想過回來。“分流的時候領導說，將來有可能需要新的人手，那么你是可以回來的，但很多人不愿意冒險，如果這樣的話大家都去了。”

　　3年的學習深造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緩解閥”。“你讓這些人去找工作是不現實的，所以當時想出這種辦法，讓你上個學，有個三年的緩沖期。”蔣琦說。

　　蔣琦認為，外交部那時候其實是相當缺人的，一些后勤部門著著實實是削減的，而業務部門顯然是需要人力的，但為了完成精簡指標不得已分流。

　　“但分流給我這樣不適應機關的人提供了一些這樣的機會，在若干年內，不能自由辭職，一定要走的話，要付出一些代價。”

　　考試分幾種，有一種純粹去學校參加一個培訓，不用通過考試，費用由國家提供，另外兩種是通過考試，一種是參加學校的學位班，另一種是參加國家統一的研究生考試，如果考過，國家出錢給你。

　　蔣琦在北大和所有在校研究生一起上學一起考試，不同的是，各定點專業都有一個“國務院班”，都是從各部委通過考試進來的。

　　如果關系不是非常鐵，班上的同學不會互相打聽分流經過，“你總不能問他是自己想來的，還是單位勸他來的吧。”

　　在國家機關里工作過幾年的人，他們的社會經驗和人生履歷上，學習目的非常明確，態度上也是比較認真的。“混日子是很可笑的，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嘛，我們都遭遇到一種不可抗力，當經歷到你身上，你只能抓住一切機會來充實自己，為下一個機會做努力。”

　　他們不像在校生那樣激進。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導彈轟炸。在那種時刻，首都很多人參加了游行，但習慣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國務院班”卻有很多人沒參加游行。

　　“等我到使館的時候，使館邊上的水泥磚都被砸光了，我到那里去不是為了砸磚，而只是為了看看是發生什么事情。班上其他人也是看國家會用怎樣的方式解決這件事情，相對來說比較冷靜。”蔣琦說。

　　那天，即將離開大樓的薛劍在樓上的辦公室冷冷地俯瞰著使館周圍的一切。

　　輪 回

　　事實上，蔣琦后來又回去了。回去工作了一年，然后才辭職的。

　　“我知道的班上像我一樣回去的至少有十幾個人。實際上，各個不同的部委面臨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機構改革的時候不應該搞一刀切，但是各部委分開操作，又顯得不平衡，很難完全做到公平公正。”

　　蔣琦認為，這也不能簡單的歸結為精簡—膨脹的輪回。“改革本身面臨一個實際操作的問題，這些人出去之后，在一段時間內就不再編制之內了，但一段時間后這個崗位還需要人，就回去了，要一個新畢業生培養成一個掌握專業知識的公務員，你選擇哪一個。”

　　很多人，包括蔣琦，是一邊上學一邊上班的，“單位實在忙不開的時候還是需要你幫忙的。上學期間也給你一個基礎工資。”

　　一般來說，每年部委都不斷招募新的公務員，另一方面減少的僅僅是退休的公務員，所以公務員的數量肯定是增加的。“這和國家管理的模式相關，西方國家是小政府，而我們國家是一個大政府，必須面面俱到。”蔣琦反思說。

　　“我們的機構改革還是跟原來的政府管理方式有關系，每個部位分得很細很細，每個事情都要人來負責，需要龐大的公務員來支撐這個機構，直到他覺得編制人數太多了。這基本上是一個周期率。減下來又縮回去。”

　　至今仍在財政部工作的呂青也面對同一困惑，“那次改革的問題是只減了人員，但一些職位的職能沒有發生變化，導致一度缺人手，這也是部分人能夠重新回來的原因之一。”但他相信2008年新的大部制改革會避免這一問題，“這次改革不是以精簡人員為目的，而主要在于改變政府職能。”“官迷”王賢至今仍感嘆被后人稱為波瀾壯闊的“中國行政改革年”的改革力度和決心，朱镕基還是把這只有形的政府之手砍了下來。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宣布了自己的勝利：“我們原定的目標是要3年內把中央政府減少一半，但是去年我們就把這個一半機構減少了……現在政府機關的人是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

　　2001年2月19日，國家經貿委舉辦了一個簡樸的新聞發布會，宣布國家機械工業局、國家石油和化學工業局等9個國家局正式撤銷。3年前，它們由部降為局，3年之后終歸于撤銷。

　　媒體評論說這個過渡如此平穩，連國家經貿委原主任盛華仁都感到驚訝，“在調整中幾乎沒有人給國務院給中央寫信”。

　　2003年的一天，已經當了3年記者的薛劍被報社領導找去談話，說大樓對你的工作很滿意，決定借調你回去幫忙。

　　他說這也許是他一生中迄今為止碰到的最黑色幽默的故事。當年要分流你，現在又要借調你回去工作。他答應下來了，覺得有一段時間去觀察分流后的機關也是個好事情，至少能見識是否真的起到了“減員增效”的作用。到了大樓后他直奔食堂吃早餐。在食堂里他才發現自己快成機關的陌生人了，因為新面孔很多，這兩年又招收了好些公務員，同時還有一大批拿著自己單位工資給部機關干活的借調人員。

　　當年要精兵簡政、減員增效的調門還不曾被忘卻，可眼下各級公務員招考如火如荼地進行，大學畢業生擠破腦袋都想做一名公務員。

　　當年薛劍的處室共有4人，2人留下，2人分流，留下的他的一位好友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留任的處長給他打電話通知他參加追悼會，那次他悲痛不已。

　　處長后來升任了副司長，他電話祝賀，處長說，找個時間喝酒吧。可沒過去多長時間，這位副司長在山西五臺山出差途中遭遇車禍故去。

　　至此。當年處室的4人，已經沒有一個還留在那棟大樓里。薛劍相信新的血液也許能讓那個處室更加蓬勃，因為“權力還在那里”。(記者 張悅 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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