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農奴制下神權對人的精神控制

　　“為了理解20世紀的西藏歷史,就有必要明了西藏在很多基本方面仍然是一個前現代的神權政體,而并非由于任何非同尋常的與世隔絕。”——美國著名藏學家、人類學家梅爾溫·戈斯坦

　　記者: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無論是舊西藏還是中世紀西歐,神權對公眾精神的控制與禁錮,在剝奪了農奴的人身自由之外,又剝奪了普通百姓思想的自由。這是不是其黑暗的又一面?

　　孟廣林:的確,對人們的思想取向和行為規范的禁錮,正是黑暗的封建農奴制的一個突出表現。中世紀的歐洲雖然不完全是政教合一,但是神權制度和世俗權力的結合為封建農奴制提供了保障。

　　問題不在宗教信仰,而在于教會對宗教與思想的壟斷與控制。比如,在中世紀歐洲,普通百姓是沒有閱讀、解釋圣經權利的,這個權利掌握在教士手里。只要違背了教會的觀念、思想和準則就會被視為“異端”,將其開除教籍,這意味著他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

　　張云:在政教合一的舊西藏,這一點表現得更加充分,也更加殘酷——宗教勢力一方面通過行政權力,對廣大人民進行今生統治;另一方面,同時通過宗教特權,以對百姓的來世進行賞罰為名,實施精神恐嚇。

　　由于歷史文化的原因,西藏很多百姓都信奉佛教,相信來生轉世說,而統治階級正利用了這一點為自己服務。英國人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薩真面目》一書中寫道,“因為西藏人虔信他們那種形式的佛教,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事實上,我們知道,舊西藏的絕大多數普通僧侶同樣沒有擺脫農奴身份,所謂“僧侶勢力”是被極少數上層僧侶和僧侶化的貴族所把持。“你下輩子是人還是豬,難道對你沒有什么關系嗎?達賴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當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個佛教興盛的國度里當大喇嘛”,相反,如果你不聽他們的,會世世代代不得轉世。“僧侶勢力”就是采用這種精神恐嚇,來維護他們政教合一的統治。

　　記者:要想擺脫神權對人的精神控制,教育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在12世紀以前的歐洲,教會壟斷了教育。但此后隨著商品經濟的興起,世俗學校開始出現,西方大學興起,盡管當時的教會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這些大學,但這為歐洲走出中世紀神學桎梏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統治下的舊西藏,有類似的教育機構出現嗎?

　　張云:沒有。在舊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階級完全壟斷了教育和受教育的權利。要想獲得教育,唯一的途徑就是進寺院“讀經”。即便如此,農奴的子弟成為僧侶也只是從領主的農奴變成了寺院的農奴,只有那些貴族子弟才有可能將讀經作為晉身的階梯。在政教合一的體制里,僧侶在嘎廈政府里占了很大比例,行使著生殺予奪的權力,享受著實際的經濟利益,普通百姓哪有絲毫的希望呢?

　　在這樣的黑暗體制下,老百姓沒有表達思想的權利,甚至沒有思考的權利。一切都要聽活佛怎么說,否則,就是有罪。也正是這樣一個黑暗體制,讓舊西藏日趨封閉保守。這充分證明了這個制度對西藏人民思想的禁錮,對西藏歷史、文化包括宗教傳承的破壞。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在15世紀已經告別中世紀的陰霾,而比歐洲中世紀更加黑暗的統治,在西藏竟一直延續到上世紀50年代。

　　企圖恢復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是逆時代潮流而動

　　“在西藏試圖適應20世紀的迅猛變化之際,由于將現代化等同于世俗化及西藏獨特恢宏的大眾僧侶制全盛期的衰落,宗教的權力和特權及大寺院在阻撓進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美國著名藏學家、人類學家梅爾溫·戈斯坦

　　記者:當封建農奴制成為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障礙的時候,為什么在歐洲與中國西藏,卻產生了不同的走向?

　　孟廣林:殘酷的封建農奴制和神權奴役,導致了西歐的農民反抗,并且是以宗教“異端”的方式發動的。比如,以“羅拉德”派約翰·保爾為代表的下層教士就提出,“當亞當耕田、夏娃織布之際,誰是貴族?”他們要求廢除封建農奴制,取消徭役、地租、捐稅和財產差別,實行社會各階層的平等。在保爾的鼓動下,爆發了1381年英國農民大起義,農民在瓦特·泰勒率領下攻入倫敦,給統治者以沉重打擊。同一時期法國的“扎克雷”起義和16世紀的德國農民戰爭,也都因同樣的理想而爆發。

　　張云:舊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結構,為農奴制營造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盡管人們的行為沒有自由、精神沒有自由,社會的生產抑制、停滯不前,人口在減少,但野蠻統治卻一直在延續,甚至變本加厲。

　　旦增倫珠:人類進入20世紀50年代,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顯然早已和歷史發展潮流格格不入。它是西藏貧窮落后的根源,不對其改革、廢除,廣大僧俗群眾將永遠在水深火熱中煎熬,西藏也不可能走上文明、進步之路。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為廢除西藏封建農奴制帶來了曙光。但由于當時西藏上層人士對民主改革還心存疑慮;不少僧俗群眾有沉重的、歷史形成的心理負擔,對民主改革需要一個了解和認識的過程;而西藏上層中的親帝反動集團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騙群眾,挑撥民族關系所造成的民族誤解,一時還難以消除,中央對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穩進”的方針。在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十七條協議”規定:“有關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辦法解決之。”同時,對西藏地區投入大量財力、物力支持。僅1952年到1958年,中央給予西藏地方的財政補助就高達3.57億元。

　　為實現和平民主改革,中央爭取了八年、忍讓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萬農奴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然而,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的一些人卻企圖永遠保持農奴制,維護既得利益,于1959年發動武裝叛亂。達賴集團流亡海外,妄圖“西藏獨立”、恢復農奴制度,這是違背歷史進步潮流、與廣大西藏人民利益背道而馳的,怎么可能實現呢?

　　張云:如今,達賴總是將“民主”掛在嘴邊,但是我們看看,達賴集團所組建的所謂“流亡政府”實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體制。達賴宣稱,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他可以放棄自己的權力。按照他的邏輯,他現在運用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統治權力,為的是實現“大藏區”“高度自治”而放棄政教合一的統治權力,如此自相矛盾的說法,誰又能相信呢?歸根結蒂,達賴編織所有謊言所掩飾的,還是要“西藏獨立”,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

　　記者:舊西藏,不是西方一些人們夢想中的“香格里拉”。今日歐洲,不可能再回到500多年前的中世紀歐洲;同樣,今日中國西藏,也不可能再回到達賴集團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統治下的舊西藏。任何人夢想將西藏拉回黑暗統治的時代或為這樣的企圖而鼓噪,其注定是不可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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