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法律顧問是一個承上啟下、平衡企業內外各種關系的中樞，既要懂法律又要懂經營管理，既要遵紀守法，又要面對市場經濟中的現實，這個職位承擔的責任很大，要找到合適的人才的確很難。”

　　從9月1日開始，中央企業總法律顧問第三輪的全球招聘拉開帷幕，“6個位置虛位以待”。

　　從2006年開始，國資委已連續兩年組織總法律顧問的招聘，在1200人的報名中，有11家企業找到了合適的總法律顧問。這些百里挑一的“佼佼者”如今怎么看待這個職位？他們又面臨著什么樣的挑戰？

　　總法律顧問難尋 海外人士不占優勢

　　從2003年到去年為止，在國資委公開招聘5年里，共組織103個中央企業高管職位進行招聘，直接錄用了91人。其中，在17個總法律顧問的崗位中，錄用了11人。這些幸運者既有來自企業，也有來自院校的專家教授，還有資深律師。

　　“與其他職位的招聘相比，總經理、副總經理、總會計師基本都能招到，但總法律顧問比較難。”一位央企總法律顧問說。

　　他分析，有三方面的原因：這個新的職位需要人們認識；適合企業的人才難找；職位定位受到限制。

　　通過公開招聘走上中國房地產集團總法律顧問的徐永建表示：“總法律顧問是一個承上啟下、平衡企業內外各種關系的中樞，既要懂法律又要懂經營管理，既要遵紀守法，又要面對市場經濟中的現實，這個職位承擔的責任很大，要找到合適的人才的確很難。”

　　按照目前總法律顧問的定位，總法律顧問只是企業高級經營管理人員，并不是領導班子成員。

　　一位企業總法律顧問表示，總法律顧問不能參加董事會、黨委會，只能列席總經理辦公會，但他卻要為企業決策的合法性負責，要求很高、定位不夠使得總法律顧問的角色有時略顯尷尬。

　　“如果總法律顧問只是被企業領導當成部門經理來做，或者總是被當成事后處理麻煩事的角色，而不是事前的法律風險防范的角色，總法律顧問的作用就會受到限制。”

　　在已被錄用的11名總法律顧問中，新興鑄管集團的總法律顧問高雅巍是通過國資委的人才庫被“相中”的。她沒有參加新興鑄管集團的招聘，國資委在別的企業招聘中發現了她，認為很適合這個職位而予以推薦，最終被企業錄用。

　　而在每年的公開招聘當中，都有很多外籍人士報名，并且越來越多，但迄今卻沒有一位被錄用。

　　對此，國資委公開招聘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姜志剛分析，有三個原因，一是宣傳力度還不夠，有很多海外優秀人士不知道這個消息，或者沒有參加報名；二是有一些長時間在海外環境中成長，對央企的情況熟悉了解不夠，導致研究分析央企具體問題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三是有少數比較優秀的因薪酬差異太大，最終沒有錄用。

　　對于總法律顧問這個職位而言，徐永建認為，海外人士對國內法律環境和國企自身運作機制不了解，也使得海外人士并不占優勢。

　　處理積案彌補企業管理缺陷

　　從公開招聘走上這個舞臺的總法律顧問們，上任伊始面臨的是什么？幾位接受采訪的總法律顧問表示：“積案”。

　　“積案有的長達十年八年。”徐永建說，“有標的額3億元的案子經過一審、二審都敗訴的情況下，通過中止執行，提起了再審，案件朝好的方向發展；還有數億元的債務重組也得到很好的解決，一年下來處理了幾十件案子”。

　　從原司法部律師公證司司長到如今擔任中國香港中旅集團公司總法律顧問，宮曉冰雖然不是通過公開渠道招聘的，但他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能否解決好企業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往往成為企業主要領導人對法律顧問工作重視與信任與否的關鍵，也是員工對法律顧問制度功能的最直觀認識。”

　　在宮曉冰上任時，直接面臨的重大歷史遺留案件就有5件，最長的時間達11年之久，最大標的額近10億元，“矛盾尖銳到與對方不能坐在一起溝通，都希望在訴訟中置對方于死地”。如今，這些案件都正通過調解等方式積極處理中。

　　遺留問題的處理大大彌補了企業經營管理暴露出來的制度缺陷，促使了制度建設。

　　徐永建認為，“開車不能只有油門，沒有剎車，以總法律顧問制度為核心的法律風險防范機制應該是企業風險防范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常態的”。

　　一年來，中房集團先后制定了投資管理辦法、品牌管理辦法、訴訟案件管理辦法、法律事務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文件，規范了投資中出資人不到位、掛名、匿名股東等問題，妥善處置了中房集團聯合投資公司提出與中房集團品牌共享的問題。

　　曾參加招聘的中國長江航運(集團)總公司則制定了《加強法制建設防范法律風險指導意見》，將集團所有的法律風險囊括在內，并通過每月一期的法律大講堂，培育企業的法律文化。

　　“要做好總法律顧問工作，還必須要為企業創造好的法律外部環境。”長航集團總法律顧問趙玉阜說。

　　這也是宮曉冰在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中的最大體會，“要以實現企業效益最大化為出發點。既要站在法律角度看問題，更要站在經濟角度看問題。既要講法律，也要講效益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