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于貴州甕安的“6·28”事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

　　有關部門統計顯示，1993年我國發生社會群體性事件0.87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勢頭。

　　相對于此前的安徽池州事件、重慶萬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廣安事件、大竹事件等，甕安事件無論從參與人數、持續時間、沖突劇烈程度、造成的影響看，都被視為近年來我國群體性事件的“標本性事件”。

　　有專家分析指出，這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不僅表明我國近年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底層積累的民怨不容小視，而且表明我國一些地方在管理社會秩序有效性上出現的問題亟待解決。

　　《瞭望》新聞周刊持續月余的深入調查分析表明，甕安事件集中暴露出當前一些地方經濟發展方式、社會發展方式對群眾利益的忽視與損害；暴露出尤其是一些基層執政者在執政理念、素質、手段上的錯位與脫節；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已經脫離了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成為“只對自己負責”的特殊利益群體。對甕安及其他群體性事件暴露出的趨勢性、傾向性、規律性問題，需要高度警惕。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多位專家指出，消除和減少轉型期的社會矛盾，總的方向是要深入理解、大力落實科學發展觀。在戰略上，應堅持不懈推進政治建設，挖掘現有制度潛力，推動執政轉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以消除民怨產生的現實土壤；在戰術上，則應在以人為本思想的指導下，積極解決各類歷史遺留問題，真正做到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同時提高基層干部應對群體性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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