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何以成“水火”

　　好看的“發展”數字背后，是沒有妥善協調的社會各方利益關系

　　從大堰橋頭到甕安縣政府，6月28日下午，請愿的人群從十幾個學生到上千人，沿途每經過一個住宅區，就有一個新的群體加入：拆遷居民、水庫移民、中小學生……他們大都是甕安近年粗放“發展”中利益受到損害的群體。

　　談起甕安縣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受訪的一些當地干部無不自豪。然而這些干部很少意識到，令他們自豪的“發展”，導致了干群“水火”關系，引發了這起群體性事件。

　　美麗數字的背后

　　近幾年，甕安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當地統計，2000年至2007年，甕安縣GDP從11.4億多元增加到21.9億多元，翻了近一番；財政總收入從6682萬元增加到2.4億多元，增長近4倍，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4.4億多元增加到19.3億元，新增近15億元。

　　與中西部不少縣市一樣，甕安縣盡管交通不發達，但資源豐富。憑借豐富的煤、磷資源，甕安這幾年的財稅收入一直保持了迅猛增長。今年上半年，盡管受凝凍災害影響有一個多月工業生產完全停滯，但時間過半，縣里財稅收入也還是過了半，“全年財政收入有望突破3億元”。

　　不過，甕安的高速發展，與中西部其他一些縣市一樣，仍然是一種以犧牲資源、犧牲環境、甚至犧牲群眾利益為代價的粗放型、掠奪式發展。

　　玉華鄉鄉政府所在地白巖村和與相鄰的巖根河村田壩組，有200多畝水稻田是自流灌溉，當地百姓喝的是引到家家戶戶的山泉水。甕安磷化公司將白巖村的部分礦硐承包給個體老板開采后，挖斷了地下水源，多戶村民房屋開裂下沉，水井干枯，人畜飲水只有到遠處礦硐里抬水來吃，自流灌溉水源斷絕，原來的水田也被迫改種旱作玉米。

　　像白巖村和巖根河村田壩組這樣，資源開發讓地方GDP增長了，政府稅收增加了，讓礦老板賺鼓了腰包，可群眾“守著煤山沒煤燒，守著磷礦沒錢賺”。當地一些群眾反映，“政府和老板吃肉，可礦區老百姓連湯都喝不上”。

　　不僅享受不到資源開發的利益，還要付出生產生活受損的代價。白巖村棉花寨組村民袁永立說，以前礦老板還讓村民干裝車(1噸礦石1.5元錢)的活，現在連掙這點血汗錢的機會也沒有了。他家為供三個小孩上學，以月息1分2借了1萬多塊錢的高利貸。而為了解決吃水問題，村民們還要承擔多次上訪的成本。

　　更有甚者，一些礦區“山挖空了，地挖陷了，水挖斷了”，相關村民還因此去坐牢。

　　巖根河村田壩組村民與在當地開礦的愛思開公司發生礦群糾紛后，2007年4月29日，縣政府以協商解決方案為由，讓村民代表來到縣政府會議室，卻突然派公安人員進入會場將王文舉等7名代表拘押。聞訊而來的村民隨后與警察發生沖突，13個村民被警察打傷，并被行政拘留。隨后甕安縣法院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分別判處王文舉等村民2年至6年的有期徒刑，至今這些村民仍在監獄里。

　　2007年2月，縣里為了支持甕安煤礦建焦化廠用地，縣政府行文將甕安縣永和鎮柴花村農民部分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強行收回。在農民提起行政復議期間，政府為保證焦化廠“按時完工”，對當地前去工地“阻工”的20多個農民，動用警力銬走10人行政拘留。隨后縣法院判縣政府收回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效。判決前，縣法院行政庭承辦法官認為，“這個案件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大局要講，但強行判了，當事人上訴后，后患是無窮的”。

　　失去承包地的農民至今仍在四處上訪，要求還他們公道。

　　近年地方投資建設，也不注意保護群眾利益。如甕安縣法院為修辦公樓，征用雍陽鎮中心村農民的土地，群眾認為每平方米25元的補償標準太低，不同意征用。在縣領導的要求下，公安局出動公安和武警100多人，把村民團團圍住，強行把地里即將成熟的包谷和稻田里新插的稻秧推倒壓爛，土地被強行征用。

　　據甕安縣信訪局統計，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甕安縣信訪局接待的群眾來信來訪共670件，辦結122件，辦結率僅為18.2%。今年1至6月，信訪局接到反映較大規模礦群糾紛的信訪案件就有15件，多數是因礦區開發群眾受損失而上訪。

　　而今年“6·28”事件發生后，僅7、8兩月，縣信訪局按信訪條例正式立案的群眾上訪案件，就有近600起，其中既有礦群糾紛、山林水事糾紛，也有大量的涉法涉訴案件。

　　公共服務依舊缺失

　　甕安經濟發展，并未帶來當地公共服務的同步提高。

　　“甕安不安”是本刊記者在甕安采訪中聽群眾講得最多的一句話。去年9月，甕安縣城居民區接連發生4起人為爆炸案，至今一起未破。全縣盜竊、搶劫、強奸案頻繁發生，以致甕安的婦女上街都只戴假首飾，甕安縣長、副縣長的辦公室都被連盜4次沒有破案。

　　近幾年甕安縣每年的刑事案件發案數多達600至800起，破案率只在50%左右。

　　教育等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甕安二中現有學生4000多人，有3000多學生應該住校，但實際上能住校的學生只有600多人。全校51個班，只有49個教室，缺的兩個教室只有用物理、化學兩個實驗室代替。由于操場里容納不下，這個中學已經有一年多沒做過廣播體操。另外學校還有一棟教學樓是危房，每天七八百學生在里面上課，學校時時刻刻都在擔心。

　　甕安縣其他中學，也都面臨校舍和師資不足等問題。如甕安一中需住校的學生2500人，能住校的只有1000人，甕安三中1000多人需住校，能住校的不到200人。

　　大量從農村到城里上學的孩子，都只能在校外租房。

　　此次事件中的李樹芬、王某，都是鄉鎮到城里上學在校外租房的學生。

　　致富心理失衡

　　甕安現有的資源開發模式，是少部分人靠權力、資本支撐的發展，帶來社會各群體嚴重心理失衡。

　　據甕安縣新任國土資源局局長劉曉勇介紹，甕安縣在資源開發上，全縣除了正式擁有開采權的190個礦井以外，一段時間以來，對礦產資源的無證開采基本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一些非法盜采者的猖狂，用常理基本已無法解釋。一些以國有企業名義有證開采的礦井，也有相當部分被個體老板以各種方式承包。

　　甕安縣一位副縣長說，盡管沒有統計數字，但礦產資源開發的好處，相當部分落入了個體老板手中，少數人發了大財。甕安這樣的小縣城，上百萬元的寶馬、奔馳車就有五六臺，五六十萬元的私家車更多。這種開發，不僅群眾會產生仇富心理，就是一些機關干部看了，心理也不平衡。

　　甕安縣資源開發中，除一部分礦老板發了大財，縣財政也得到了好處。但財政收入增長主要用到了干部身上。2007年甕安縣全縣財政總收入2.4億元，總支出4.7億元，其中干部的工資等剛性支出達2.5億元。

　　盡管一個機關干部的平均年收入差不多已是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的10倍，但與那些“有辦法”的礦老板們相比，干部們仍然少有滿意。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認為，甕安所體現的發展模式，還是一種只要GDP、財政收入增長，成果沒有讓群眾共享，缺乏公平正義指向的發展。結果當地GDP增長越快，財政收入增加越多，群眾利益受損可能就越大，老百姓的積怨越深，社會危機的爆發可能也來得越早、越猛烈。

　　有大患，有大憂

　　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指出，甕安事件的發生，暴露出一些干部失去了和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缺乏憂患意識”。

　　本刊記者采訪的很多干部群眾及專家指出，當前一些地方有大患、有大憂，必須重視解決。

　　“甕安事件”警醒了一些地方發展模式之危。在一些地方，“發展”偏離了科學的軌道，仍是以高昂的環境代價、資源代價和群眾利益代價換取的。“美麗”的經濟指標背后，生態被毀、資源枯竭、群眾怨氣積累，權力與資本結合，少數人群一夜暴富要讓整個社會甚至子孫后代付出成本，這樣的發展模式必須轉變。

　　“甕安事件”警醒了一些地方干部作風之危。在甕安等一些地方，一些干部面對事關群眾切身利益，乃至生命安全的“大事”視作“小事”，草率處理；面對復雜交織的種種社會矛盾，“不敢管、不愿管”，逃避矛盾、避重就輕；面對突發事件，反應遲鈍、明哲保身，甚至落荒而逃，最終引發性質嚴重的群體性事件。一些地方在錯誤發展模式的基礎上，干部的種種不良作風，正在使干群關系由“魚水關系”，演化為“油水關系”甚至“水火關系”。

　　“甕安事件”警醒了一些地方基層治理之危。基層政權處在改革發展穩定的第一線，處在聯系群眾、溝通群眾、服務群眾的第一線。但是，一些黨員干部當官不作為，甚至公權私用，致使一些基層組織軟弱渙散，脫離群眾，成為黑惡勢力的保護傘。一些地方“政府不如黑道大哥說話管用”的現象，表明基層政權控制力削弱，社會治理能力薄弱，給社會穩定埋下重大隱患。

　　“甕安警號”警醒了一些地方社會建設之危。新階段既面臨“黃金發展期”，又處在人民內部矛盾凸顯期和刑事犯罪高發期，社會矛盾的關聯性、聚合性和敏感性不斷增強。但是，一些地方社會治理的內在運轉機制卻出現問題，經濟指標“一俊遮百丑”，在經濟提速背后，社會建設嚴重滯后：公共服務不足、社會治安混亂、民主監督缺失，人民群眾的合法需求得不到滿足，各種社會矛盾在“司空見慣”中逐漸積累。□